试管之下技术与伦理 夹缝中的不孕不育群体

1978 年 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

其 后 42年，全球 600多万人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出生。当下的中国，每年通过各项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超30万。

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辅助生殖技术仅是促成了精子和卵子相遇，但很少有一种医疗手段像这样，与婚姻、家族、伦理、社会、文化等密切交织。生育与家庭关系的博弈四年前，哈尔滨第一医院生殖中心，备孕两年未果的顾禾看着医生手里的检查报告，心存一丝侥幸。直到对方告诉她，卵泡质量和丈夫的精子质量都没问题，但她“双侧输卵管不通”，这意味着，“精子和卵子很难在输卵管里受精”。

时年31岁的她下意识地摸摸小腹，那里有时会坠痛，腰也会胀痛，但这些都被忽视，“总觉得是经期前后的反应”。

与许多疾病展现出具象的身体症状不同，“不孕不育”的夫妇，不少是在备孕一年以上未能如愿后，去医院检查，才获知无法生育的具体原因。

在网络的讨论群组和论坛里，许多遭遇“生育障碍”的女性和顾禾一样，试图从既往的蛛丝马迹里寻找自己“生病的原因和征兆”，比如疼痛感，月经的量、颜色、气味。

一些“不育”的男性，即使被检查出原因，也难以有可以直接感知的身体经验。“除了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外，还有一类患者在性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可能因为精子浓度过低，活力过低，或者精子畸形率过高，还有一些极端，比如没有精子。”南开大学附属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生殖中心主治医生方祺介绍。

确定“不孕不育”原因是医学诊疗必经的流程，但因为生育附着的文化和道德底色，找到“不能生育的一方”之后，医学问题可能转而成为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博弈。

在生殖中心门诊，方祺总能看到类似的故事。“开始结婚时，可能家里比较强势的一方是男性，甚至婆婆在媳妇面前也比较强势。但是，出现不孕不育的问题，一旦发现，原因在男方，还需要妻子做试管婴儿配合，就能看到男方和他的母亲整个态度都发生改变，甚至整个家庭关系都会变化”。

作为不能生育的一方，顾禾试图解释“不能正常怀孕生产”而产生的敏感和自卑。“这种心理就是，别人像喝水一样正常自然的事，我就不行”。

有天晚上，下班回家，丈夫在看纪录片，屏幕里大熊猫刚刚产下幼崽。她眼泪唰地掉下来，把卧室门一甩，趴在床上哭，“为什么是我？动物都这么顺利下崽儿？我怎么就不行？”

现实和理智都告诉顾禾，她并非微不可见的“少数派”，导致她不能生育的输卵管疾病，是女性不孕发生的常见原因，但情绪失控时，她还是会跟丈夫喊，“离婚吧，你找个没病能生孩子的，我不拖累你”。

根据2009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育龄夫妇中，不孕不育的发生率为15%~ 20%。缓解焦虑和生产焦虑自诞生之初，辅助生殖技术所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帮助患者“怀上孩子”。然而，技术的每一环节都充斥着不确定性， 都有可能直接导致失败。比如患者身体指标可能不合格，在促排卵阶段可能卵泡发育不良，取精取卵阶段可能取不到合适的精子或者卵子，移植阶段可能胚胎不着床……

医生们见证着每个患者，如坐过山车一般起伏的情绪。经方祺的手，一个无精症的患者通过显微取精技术，被成功取到精子。“能找到的活动的精子都找到了，四管精子冻起来。这个手术的成功概率是30%~40%，能获得精子是件多幸运的事情”。

夫妇兴致勃勃，“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了”。第一次给女方取卵之后，形成了六七个胚胎，两个胚胎被移植进她的子宫，“两三个月后，胎停了”。剩下的胚胎再移植，甚至没有着床。

于是，妻子再次进入试管婴儿流程，取卵，解冻之前手术获得的冻精，受精，移植。依然早期胎停，或者没有着床。

“第一次失败，他们有点失望，但还没有表现出绝望，觉得至少怀上了，只是没保住。第二次继续做试管，充满期待，但又失败了”。方祺强烈地感觉到，妻子对自己健康的焦虑，以及丈夫与日俱增的负疚感。连续三次试管尝试后，在还剩最后一管冷冻精子时，丈夫跟方祺说，妻子太遭罪，不想试了。

不管是谁的原因，女性大都被纳入为助孕技术的主体，要经历长期医院来回奔波、繁复的检查、侵袭性的治疗和操作。身体疼痛之外，沮丧、 抑郁或者焦虑也普遍出现在患者身上。

房玉英已经在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临床一线做了11年护理工作，病人喜欢找她聊天。一天，一个病人说，“我这次再不怀孕，对象就跟我离婚了”。

“我当时心里觉得，人工助孕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功怀孕，有个孩子。但你得不到配偶的支持和理解，心理压力都调整不好，对成功率肯定有影响。”房玉英说，“但这个痛苦在我们临床没办法得到解决的，肯定要通过心理辅导去解决。”

于是，在房玉英向医院反馈沟通后，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在2015年成立了心理科，在当时一众生殖中心里尚属前列。房玉英进修心理学课程，成为最早吃螃蟹的人，被临床转介来的患者涌进她的诊室，其中，98%以上都是女性，她们讲述自己不孕的压力、试管婴儿屡试不成的挫败。终点之后哪怕闯过一系列技术的不确定性，但对于辛苦抵达终点的家庭而言，更多的未知和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个农村的妈妈告诉记者，当村子里的人知道她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有的孩子，很多人背地里都会讲闲话，“说孩子是我背着老公，跟别人有的”。

对此，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余成普总结，“生育文化认定了何种生育形式才是‘正常的’。辅助生殖技术可能被认为打破了人们对自然生育的期待，破坏了传统的亲子关系，甚至带来想象或者事实上的污名。”其中，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类别，因为打破了传统血缘亲子关系，“供精人工授精”面临的污名化尤为激烈。

这种技术主要针对男方患有无精症，严重少、弱、畸形精子症及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等的家庭。通过非性交的方式，将供精者的精子置入女性生殖道内，以达到受孕目的。接受供精的患者家庭则展现出极大的压力，其中，妻子的心理负担水平，比其他不孕症的女性更加明显和复杂。

房玉英接诊过一位丈夫是无精子症的妻子，“尽管问题是丈夫的，但这个女性的耻感也很强”。夫妻双方正在讨论是否通过精子库供精手段生育一个孩子，但妻子显然不愿接受供者的精子，但为了维持这段婚姻又必须接受供精。“她会担心孩子不是丈夫的血脉，会不会长相和家庭成员不一样，丈夫一家人会不会真正接纳这个孩子，未来对孩子不好怎么办”。

“其实我们不会太担心通过供卵出生的孩子，因为对于母亲来说，虽然没有提供卵子，但是有参与十月怀胎的过程，这也是她体验孕育的一个部分，但是父亲不一样”。在每一次交给患者知情同意书时，方祺都会强调，“虽然说是用精子库的精子，但如果形成胚胎，你的妻子怀了孩子，理论上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你在知情同意上签了字，你同意了，那么孩子出生以后，跟你有血缘的孩子享受一样的权利，当然，他也承担一样的义务。”

相比终点之后的问题，不孕不育群体何时到达终点，同样引人思考。

不管是医生还是学者，都普遍注意到，对于“生育障碍”的患者们来说，比“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诊疗阶段”，“什么时候放弃”则兼具模糊和复杂的面向。

于是，被期待、焦虑、恐惧裹挟住的人们，不知疲惫地跨过一个又一个栏杆，失败，再重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能到达，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 （苏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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