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万历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95年,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人来到南京。很显然,这个城市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对明朝时期的南京城,这个老外的评价可不是一般的高。
二是利玛窦也为皇帝准备了不少礼物,譬如万国地图,制作精巧的自鸣钟,还有两幅画着基督的油画,王忠铭觉得这些东西很可能会讨得万历皇帝的欢心。
利玛窦如愿到了北京,并没有见到皇帝本人。中国的皇帝岂是你一个老外想见就见,与第一次到南京的情形相似,利玛窦在北京一无所获,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好在他来北京前,停留南京期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当时南京城的总督,也就是应天巡抚赵可怀,他是王忠铭的好友,非常愿意结识利玛窦。赵不仅热情邀请他前去做客,让他在自己府上住了十天,临别还赠送了一笔数额不算太小的盘缠,因为巡抚大人看到这些怀揣宝物的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很穷很贫困。
在准备去北京进贡给皇上的礼物中,有一幅放在玻璃镜框里的基督像,当利玛窦向巡抚大人展示这幅画像时,南京城的总督赵可怀感到很震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如此描述:
总督叫他的仆人在香堂中修建了一个祭坛,他在祭坛上摆点燃着的明烛和香,把十字架放在当中。他穿上正式的礼服,毕恭毕敬走向祭坛,进行四次通常的礼拜,然后登上祭坛凝视十字架像。他总是从一侧走上去,从不直接在像的正前面；他那么长时间瞻仰十字架,仿佛再也不能把他拉开。
随后,全家仆人都进行同样的仪式。这种崇敬的仪式成为全家每天的礼节,其中一个仆人奉主人之命保持炉香不断燃烧。总督邀请城里的要人来看这个不可思议的圣像,其中有南京提学使。
作为一名南京的地方长官,赵可怀在基督画像前表现出的那份虔诚,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利玛窦的北京之行可以说完全失败,他几乎立刻想到了回南京,北京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南京的总督大人对自己那么热情,他显然会欢迎利玛窦的再次莅临。
接下来,在苏州和镇江兜了一圈以后,利玛窦第三次到达南京,并且真的就在这个城市里住了下来。先是住在三山街的承恩寺,后来又在地方官员关照下,找到了另一处安身之地。虽然在北京没见到皇上,可是利玛窦的名声已在南京城传开了。大家都相信这个老外手里有着非常珍贵的宝贝,这些宝贝迟早还是会送到北京的宫廷里去,而只有皇上才配拥有这些贵重的宝贝,因此都想先睹为快,真到了皇帝手里,谁也别想再看到。
那位被利玛窦称为南京总督的赵可怀,就一直以最先目睹利玛窦所藏的救世主基督像为荣,若干年以后,他还经常在北京的官场上吹嘘,说最后送给万历皇帝的那幅油画,曾经在自己的官邸中放过好多天。当然,喜欢热闹的南京人想看的,显然还不止画像,他们还想看看可以奏音乐的自鸣钟,看看那块巨大的玻璃钻石。利玛窦成了一个怀揣宝物的人,他居住南京期间,无论是在承恩寺,还是在后来借住的房子里,拜访者接二连三,络绎不绝。
与外国人来往的禁忌被打破,除了总督赵大人对利玛窦关照有加,新任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还亲自去承恩寺看望利玛窦。这一带头作用影响很大,南京的老百姓眼见着尚书大人身着官服,走进了承恩寺,庙里的方丈连忙出来迎接。一传十,十传百,在王忠铭拜访了利玛窦之后,这个老外已成了南京这个城市中的贵客。
当大家得知关于尚书拜访了利玛窦神父的消息时,所有司法官和其他高级官员都来向他表示敬意。其中只提三个就够了:刑部尚书及侍郎,和位居二品的户部尚书,这三个像主要客人一样,身着官服,全副排场并带着与他们的高位相称的礼品前来表示敬意。
当时最让利玛窦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南京会有那么多官员。谁的官更大,谁更有权力,这是一门很复杂的中国学问。南京不只官员多,北京有的这个那个,南京好像也有,尚书呀侍郎呀,虚虚实实,多如过江之鲫。还有大官们的后代,也就是所谓的豪门。当年跟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他们的后人还留在这个城市中继续享乐,譬如徐达的后人世袭魏国公,南京著名的瞻园就是他们家。
有一天,利玛窦应邀去魏国公家做客,在瞻园里,他大开眼界,目睹了王府中的各种奢侈,见到了魏国公本人,一个出门可以享受八抬大轿的青年贵族。除了主人,利玛窦还在这见到了两位非常有权势的人物,一位是南京城的最高军事首长,另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太监总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将这位太监总管,译为冯保,显然是错了。
万历十岁时当了皇帝,冯保和首辅大臣张居正,基本上可以算他的监护人。据说万历到了十八岁,开始不学好,居然调戏宫女,冯保向太后告密,结果年轻的皇帝被太后罚跪几个小时。因此,张居正一死,冯保也跟着倒霉,不仅与首辅一样被抄家没收财产,还被罚到南京来守陵种菜。利玛窦在南京的时候,冯保已死了十多年,他在瞻园里见到的太监总管显然不可能是冯保。
然而利玛窦的记录并没有大错,他确实在南京遇到了一位来自北京有着“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这个人“管理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还管理着京城的各种城门收税”。明朝宦官政治之厉害,不容置疑,具体是哪位太监有待考证,利玛窦感到无法解释,为什么此人会有那么大权力。这位太监总管早就上了年纪,有点老朽,耳朵听音已重听,必须有个助手在旁边重述别人的谈话内容。大家都称呼他为“千岁爷”,别人都这么叫,利玛窦也不得不这么跟着称呼。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南京的篇章,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南京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有时候,借助洋人的眼睛,我们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熟视往往会无睹,首先,当时的南京人根本不会觉得官多,中国这地方,向来就是乌纱帽多,再往后,到了晚明,到了大清朝,到了民国,这些官都是怎一个多字了得。
自元朝开始,诗词之外,文人开始喜欢玩曲,明朝冯惟敏的《清江引·八不用》,分别描述了乌纱帽,拖天带,皂朝靴,花藤轿等八种官员配制,其中“乌纱帽”写得最好玩:
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
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作为正式的官服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今天看来已经非常的滑稽。按照官阶高低,乌纱帽材质和式样有区别。明朝以后,乌纱帽成了做官为宦的代名词,头上是不是一本正经地戴着,已不重要。南京这地方冬天冷,夏天热,从实用角度出发,乌纱帽那玩意真戴在头上肯定不舒服,顾起元《客座赘语》上说:
南都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
下期看点: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还有著名的文化人李贽和徐光启。他还与大报恩寺的和尚雪浪大师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觉得自己获胜了。那段日子,利玛窦在南京大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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