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居然诞生于客堂间？上海早期本土金融资本家家族之南市郁家
原创 徐兵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文│徐兵
晚清时期上海老城厢
上海城市文明起步于南市老城厢，这和上海之根在松江、上海之源是青浦等等说法不同，后者说的其实是上海地区的概念，上海城市文明就是源于南市老城厢。老城厢后来落相了，从小刀会占领上海城开始，一直落相到现在，其所属之南市区，也成为上海市内发展最缓的几个区之一，现在南市区都不存在了因为已经并入了黄浦区。老城厢之所以发展缓慢，其深刻内因即居住其中的精英人士为了躲避战火而移民租界，老城厢因此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能。现在上海城市文明普遍被叫作“海派文化”，比较约定成俗的理解是略等同于租界文化，似乎租界中的上海才叫海派，其实大谬，在租界之前，老城厢中已经有海派文化了。譬如：老城厢早年居住过来自上虞的经芳洲，上海开埠前就在这里经营钱庄，经芳洲的儿子经元善继承父业并投身慈善，是当时名士，翻看经元善日记就会发现，一百多年前经家的客堂间里常常高朋满座，其中就有李鸿章、郁泰峰、王韬、胡雪岩、蔡元培、章炳麟等等历史人物的身影，上海城市文明难道不是诞生在这样的客堂间里，而要等待洋人来启蒙吗？
郁泰峰画像
本文将要讲述的郁泰峰，当时曾被称作“郁半城”，他是早期上海本土船业的杰出代表，也是上海钱庄业的开拓者，他践行慈善、传播文化，是上海早期城市文明的创立者。
郁泰峰（1800年—1866年），名松年，字万枝，号泰峰，以号行。郁家的富裕是从郁泰峰的父亲郁馥山开始的，郁馥山以毕生心血打造了郁家的创富船队：郁森盛沙船号。但郁家最辉煌的时期是郁泰峰当家时期，他发展了郁家的船队，将经营范围扩展到金融领域，并涉猎多种商业领域，同时也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他捐资成为二品红顶商人，是晚晴商业奇才胡雪岩学习的前辈，胡雪岩后来一系列商业行为与郁泰峰有着相似之处，胡雪岩的女儿和孙女分别嫁给了郁泰峰的儿子和孙子。
郁家的沙船业
沙船，是上海城市发展之初的主要支柱产业，沙船的特点是平底、吃水浅、载物多，抗风浪，兼能在外洋及内河航运，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流域，临近出海口，周边省份又水道纵横星罗棋布，正是沙船大显身手的区域，所以，上海发展的“地利”就和沙船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了。郁家看准了这一点，第一次精准出手就选择了投身沙船业。郁润桂，字淮林，号馥山，世居嘉定南翔。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三岁的郁馥山来沪投身沙船行，后来因为聪明勤快，做事得力，小小年纪就担纲独立跑南北洋，在同行中口碑很好，22岁时娶得上海县富绅唐树宗之女为妻，郁润桂靠着多年的积累和岳丈家的支持，开始了自己的沙船事业。到道光元年（1821年），郁森盛沙船行已经拥有沙船一百余艘，在上海三十余家沙船行中名列前茅，上海城早期有四大船王、三大船王等等的说法，郁森盛总是名列其中。
郁馥山十三岁单身来到上海，当过学徒，后来在沙船上谋事，逐渐发展成为沙船业中巨子，上海县城首富，但是因为不是诗书传家，没有功名，经常受到乡绅、官僚的歧视，于是他打定主意要改变这种处境，让长子郁竹泉随自己经商，拓展事业，让次子郁泰峰习文，希望将来科场得售，谋得一官半职，能保护自家的利益及光大门楣。这是典型的中国大家族传统，必须有人经商有人做官，经商可以致富，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可以保全财产。而事情也完全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老大郁竹泉顺利的接了班，他精明能干，是个顶级优秀的商人，而且作为郁森泰沙船号的掌门人，被推举为上海商船业公会的会长。而郁泰峰也努力学习，不负父亲的期望，他小小年纪就考中秀才，原本应该顺利走仕途的，可惜他依然有玩心，少年成名后，成立诗社，整日和上海县城一班文士留恋诗酒。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郁泰峰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如明朝张潮一般有趣的读书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老大郁竹泉身体孱弱，父亲最担心的问题是老大早逝，家族的生意无法持续，因此要次子郁泰峰弃文从商，郁泰峰因时境所迫只得承受。好在郁泰峰的夫人松江张才女淑贤，见识过人，她支持丈夫经商，认为经商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业，愿意助一臂之力，而郁泰峰平日所交往的一班朋友，也多济世之才，或通泰西之学，或明数理之用，日后都成为郁泰峰事业的有力帮手。1826年，父亲去世，郁泰峰正式接班，名义上是跟大哥学习做生意，实际上大哥因为身体不好，并不理事，郁泰峰只有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惊动大哥。郁泰峰接受家族企业之后，采取了在沙船留出一定仓位供船员带货这一创造性的举措，结果船员积极性极大的被调动起来，沙船管理水平明显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在郁泰峰的努力下，郁家超越了当时其他几家船王。
开埠不久的上海
上海于1843年开埠，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五家口岸之一，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但是上海商帮本身则是在开埠之前最为活跃，郁泰峰的事业也是在19世纪三十年代末达到巅峰。上海商帮在开埠之后反而开始没落，在上海最活跃的是宁绍帮，另外像晋帮、湖州帮、潮汕帮、洞庭山帮等等，都要强于上海本地帮。郁泰峰作为上海早期商帮的代表和这些后起之秀的商帮一样，也是以家族、同乡、同学为核心。除了自己的家人亲戚，还有本地的包括上海县城、松江、青浦等地的朋友以及一起读书唱和的诗社好友，这几乎是上海本地商帮的标本配置了。可是安逸的城里人到底无法和外来的精英相比，上海开埠后，大量的江浙移民涌入上海，和上海本地人竞争。一个是无忧无虑，没有生活的压力，外来的精英则需要打足精神来拼搏，所以，在郁泰峰之后，并不是说上海的本地商帮退步了，而是外地来沪的精英更拼命，所以上海商帮显得跟不上形势了。譬如郁泰峰，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业，但是在本土沙船面临和外国商船进入中国市场需要转型的时候，没能如宁波人开的沙船号一般很好的把握时机，和强大的外商共同成长，而是潇洒的退出血腥竞争，刊书行世，做另一番优雅的事业。这一做法很难被指责不对，上海早期商帮在经历了辛苦的原始积累后，显露疲态，需要将养，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上海商帮后来就一蹶不振，直到现在，上海商人被称作安于老二，不愿出头，缺乏领袖气质。上海商帮伴随着青洪帮的发迹后来也有崛起，但那已经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了。
郁家的钱庄业
宜稼堂俯瞰
上海的繁荣和沙船业关系巨大，早期的商业巨子多有涉及，譬如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中就有五家是沙船起家。郁泰峰的时代早于九大家族，但走的路数也是沙船称王，而后开设自家钱庄。很有可能后来者是沿着郁泰峰走过的商路前行，因为以郁泰峰当时的声望，他正是一个被万众仰望并学习的成功偶像。
郁泰峰的后人郁青在《上海船王》一书中考证出郁家开设的钱庄庄名为泰瑞，时间约在1835年左右，规模似乎不大，主要经营方式是为穷苦百姓谋生提供资金支持，有点像典当行，但没有高利息，也类似于今日的银行小额贷款，但不要抵押，当时上海城中小社会，大家彼此都熟识，双方互相认可，即可完成借贷，信用贷款是早期上海钱庄的主要特征。这些手法，后来被好朋友胡雪岩传承下来，同样的心存百姓，即便明知亏空也要兑现对老百姓的承诺，最后两人的败落，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郁泰峰开设钱庄不是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这样的经营理念注定了这家钱庄很难持久，所以现在查询这家钱庄似乎被历史所淹没了。1887年出版的葛元煦《沪游杂记》中已经无此钱庄的记载了，不仅泰瑞钱庄没有留下痕迹，传说中的郁家有多家钱庄也无痕迹。上海早期的本土钱庄都在宜稼堂附近，敦仁里、吉祥弄、洞庭山码头，这些地点都是郁家的商业活动范围，现在是风吹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留，郁家的金融事业已经淹没在了时间的长河之中。只有瑞泰钱庄还有一些蛛丝马迹留给后人来探究。另外，郁家还在上海金融史留下了重要的一件实物。
上海银饼壹两
咸丰六年（1856年），郁森盛商号受命铸造上海银饼两种：一两和五钱，这种银饼因为铸期短，数量少，现在已经成为钱币收藏界的大名品，一币难求。
上海银饼是奉清政府命而铸造，得到这一委命的除了郁森盛，另外还有两家实力船号。铸造银饼这一工作明显不应该是沙船号来担任，这实际是钱庄该做的事，为何清政府会委派三家沙船号来铸造银饼呢？笔者以为其实三家船号都是有钱庄的，铸造银饼的工作实际是由这三家船号家族集团所拥有的钱庄来完成的。当时钱庄并不少，据嘉庆二年（1797年）上海城隍庙内园碑上所记载，上海在1797年就有入会钱庄多达106家（其中有24家因为石碑漫漶已无法看清），而早年金融学者何虞更是推断：上海钱庄就是起源于沙船。因此，沙船号拥有的钱庄数量并不少，但是多为沙船号名声所掩盖，某种程度上来说，沙船号可以取代等同于钱庄，反之则不行。所以，郁森盛的银饼其实就是郁家钱庄所铸造，只是这些钱庄的庄名暂时无考。
上海钱庄最繁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郁泰峰家的钱庄在早期上海城市商业文明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没有坚持到行业最美好的时期，这是郁泰峰家族的遗憾，其实更是上海早期商帮整体的遗憾。
儒商的境界
小刀会点春堂
1853年，郁泰峰的大哥去世，正值小刀会入城，郁泰峰只得蛰伏城中守着大哥的灵柩。说郁泰峰同情支持小刀会，应该是片面的，因为小刀会入驻上海老城厢，并且封城等待太平天国的支援接手，这对城里的百姓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如果有选择，郁泰峰应该是出城避难的，但因为兄长去世，他作为一家之长，嫂嫂不肯离开，他只能留下来。起初也不是郁泰峰主动去为小刀会提供金援的，和郁家宜稼堂做邻居的是镇海方家，在《民国镇海县志》“方润斋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会沪有红巾之乱，仁照友郁泰峰者，巨室也，以兄柩在堂，嫂氏坚不肯行，不得已同居守焉，为贼所胁，索银不赀，泰峰大窘。或以告仁照，仁照慨然曰：所贵乎友者，患难相恤也，郁家已陷于贼，何从得银，此事我当任之。乃先以计出其嫂，复命干仆易衣，以人置赂橐中，泰峰竟得不死。”方仁照即方润斋，镇海方家在上海的第二代杰出人物，这段话说的就是方润斋帮助郁泰峰脱困的事情。具体情况如何可能各方记录有出入，但这个事情一定是有的，不可能凭空编造出来。所以说是小刀会胁迫郁泰峰捐军饷，而郁泰峰因为被封闭在家中，无法应付，这些银子还是方润斋仗义支援的，他怎么可能主动去向小刀会示好呢？至于后来和小刀会的相处，则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与小刀会的和平相处，其目的并不是真的和小刀会打成一片，而是要为城里百姓维持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某种程度上来说，郁泰峰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而方润斋的这番义举则铸就了方郁两家的世代交好，直到现在两家还保持友好往来。
乔家路77弄宜稼堂门牌
郁泰峰本身是读书人出身，他从商后自然与别人不同，他是一名成功的儒商。他深知，一支军队驻扎在当地，如果当地仕绅不能提供给他们日常的生活用度，那他们一定会用手中的武器来烧杀抢掠的。小刀会入城前，城里的富户绝大多数已经离开，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恶劣情况的发生，郁泰峰义不容辞的担负起维持的重任，这和同情小刀会其实并无太大关系，这是当时郁泰峰的唯一选择。而且当时因为封城，粮食已经告急，城里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不仅军队没有吃的，城里老百姓也要断粮了，在这种情况下，郁泰峰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全城老百姓去谋粮，并在自家船队漕帮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这不是商业行为，是他作为理智的本土仕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他没有好处，小刀会并不会奖励他。唯一的好处是因为小刀会吃用不愁，城里的百姓生活还相对安稳，这是郁泰峰自觉的积善之举，但在小刀会离开后，清政府回来清算，就差点把郁泰峰给法办了。清政府以郁泰峰资敌的罪名拘捕他，这罪名非同小可，郁泰峰被罚银还要坐牢，但通过到京城疏通关系，清政府以资敌嫌令罚银二十万两修葺上海城墙，可能清政府也理解郁泰峰的通敌之罪有点冤枉，所以网开一面吧。而郁泰峰则在此基础上再自愿助银二十万两，用于救济难民。这样一来，原本有罪的囚徒，反到成了政府的嘉奖对象，而且坚辞不受，唯请求每科为上海县学增加十名秀才，以选拔苦学有才之学子。结果是“郁松年捐输江苏上海县善后经费四十万两并呈请加广学额，洵属急公好义，着照准其将松江府文武学额永远各加十名，上海县文童学额永加十名，武童学额永加十名，郁松年赏加盐运使衔以示奖励……”可见当时政府也不含糊，嘉奖没减，学童名额照准增加，后来，每年考中的秀才学童都会来郁家拜谢，他们被称为“郁家秀才”，邑人则为郁泰峰建牌坊于学宫的棂星门。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先祖郁泰峰的高明之处，虽然多捐了20万两白银，但留下了千古美名。相比较于现在有些诈捐求名的极端恶劣现象，其境界无异于天壤之别，高下立判。
《宜稼堂丛书》
宜稼堂丛书
郁泰峰从读书时代开始，一直就痴迷于收集古籍善本，《上海船王》一书中描述了郁泰峰的岳家松江张编修家，为了考察郁泰峰，以两套古籍善本为诱饵，来诱使郁泰峰跑到松江借阅，借此机会张家才女张淑贤得以近距离观察未来的夫婿并大感满意的故事。故事未必真切，但收集古籍善本的事实是有的，而且多有宋元本。《宜稼堂丛书》共有六种六十四本计二百二十九卷，晚清四大藏书楼之首的皕宋楼，号称有200多册宋版书，楼主陆心源藏书的主要来源就是宜稼堂，宜稼堂丛书里面曾经有过多少宋元本，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以前眼光狭隘的读书人藏书人毕生收集古籍善本，很多是秘不外宣，作为自己的独家秘籍来宝爱的，而郁泰峰从收集古籍之初就定下了刊布行世的目标，这也是郁泰峰至今盛名传世超越父辈的主要原因吧。
结语
郁泰峰领导的家族事业于1857年收山，当时郁泰峰经受清政府的数次罚款，实力大损，又遇到开埠后的外商竞争，郁泰峰年事已高，雄心不再，决心收山。但是在外商提出收购郁森盛船队时，郁泰峰维持了其儒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他没有答应出售给洋人，而是零星租给船号的漕帮伙计自由经营，两者相比经济利益是大亏，但这就是儒商的境界，后来的胡雪岩在面临生丝被外商收购时，做了和郁泰峰完全相同的选择，胡雪岩是在明知身家性命难保的情况下，依然兑现了对缫丝户的承诺。两位晚晴商业巨子，为后来的有理想的创业者划出了一个高度。郁家的钱庄、酱园、当铺等等商业也一并收束，这是郁泰峰长时间预设的结局，从此，郁泰峰退出江湖，安享晚年。原标题：《海派文化居然诞生于客堂间？上海早期本土金融资本家家族之南市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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