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声细微的悲伤，都有历史的重量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记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名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第一部分“序幕”，篇名叫《孤单的人声》，这是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的口述。从来没有一本书，翻开就让人忍着泪水。丈夫死的时候露德米拉已经怀孕了，不久之后孩子出生，四个小时之后也死了。墓园里只有丈夫的名字，没有女儿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
写到这儿作者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的是——“开始语无伦次”。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去倾听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生命悲伤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据说在完成《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自己以后不再书写战争，但后来她食言了，她继续写出了《锌皮娃娃兵》。为什么要折磨
自己？看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你会相信，这是为了倾听每一个生命的悲鸣，这是因为每一声细微的悲伤，都有历史的重量。
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书中最后一篇的标题定为《孤寂的声音》，这是对“序幕”《孤单的人声》的呼应。这篇尾章的回忆者是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她对丈夫无比深切的爱和思念，同样看得人热泪长流。“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拿着一张印着红色旗帜的通知前来，像是要征召他从军一样。”然后他走了，“那些人都没活下来。一整队的人，一共七个，他们都死了。他们都很年轻，却一个接一个走了。第一个人在三年后死去。我们以为只是碰巧而已，我们以为只是命运。但之后第二个人死了，接着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然后其他人便开始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天，他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发问。没有人回答。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也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恐怖的庞然大物。作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倾听，去记录，就是当遭遇灾难的个体生命的声音已经被权力，即将被时间夺走的时候，去把一个个生命的经历“抢救”下来。
作为一部口述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没有仅仅局限于灾难中的某一类人，她采访了很多很多人，隔离区的人们、士兵、军官、科学家、人文学者、政客，等等，即便是坚定的苏联政府护卫者，作者也收录了一篇“独白”。看书中每一个人的口述，就像看无数面镜子的折射，那个名叫切尔诺贝利的庞然大物，开始拼贴出恐怖的图景。“电视里还播了人们在皮里亚特河畔游泳、晒太阳的画面，远方可以看到反应炉和冉冉烟缕。旁白：‘西方想要制造恐慌，编造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然后，记者会再次拿出辐射剂量计，测量盘子里的鱼、巧克力条，或者小贩卖的松饼。这些全都是假的。当时军用的辐射剂量计，是设计用来测量环境辐射量，而非测量单一物品的。这些谎言，这些天大的谎言，在我们心中已与切尔诺贝利密不可分。”“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事实上，在心痛、愤懑、悲怆交织之时，书中那些勇往直前的士兵，那些只用一句“总得有人去做”来解释自己奔赴切尔诺贝利的动因的矿工，同样催人泪下。《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好处，是恍若一曲命运交响曲，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让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发出自己的悲鸣。书中特别有一篇《儿童的声音》，17个儿童对灾难的口述，“卡佳说：‘我们都会死，然后被大家遗忘。’”“尤利娅只会哭泣。现在每当我抬头向上望，天空仿佛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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