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何时归
□黄忠格
亲爱的燕子啊，你何时归？
原本早已说好，除夕那天，一家人要回老家吃一个团团圆圆的年夜饭。半道上，护士长给燕子打电话，说发烧病人太多，快来增援。燕子是人民医院门诊科的一个普通护士，工作二十年了，也只是个护师。燕子叫我调转车头。我说，能不能先叫人顶班，吃完年夜饭再回去。她说，科室也就那么五六个人，护士长说她们都到位了，就差我一个。正值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我也不好说些什么，急打几手方向盘，把燕子送到医院。下车时，她递给我一个红包，说替我向老母亲问个好，顺便打些饭菜给我。
老家不算远，也就四十分钟的路程。母亲问我：“燕子怎没来，又闹别扭啦？”老夫老妻的，谁没有磨牙拌嘴两三回。我把红包递给母亲，说今天发烧病人多，她加班，来不了啦，这个是她给您老的。家庭成员全到齐了，男人杀鸡、蒸扣肉、煎鱼；女人扫地、摆台、洗菜、泡粉丝，小孩低头玩游戏，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吃完年夜饭，回到城里，房子一片漆黑。打开灯，我知道燕子没回来，可我还是叫了几声燕子。在灯光的照射下，房间显得空旷而冷清，我心理有种说不出的伤感。等等吧，也许燕子已在路上。我打开电视看春晚，实在难熬，就到阳台走几步，虽然看不见医院，但眼睛还是往那边瞄。回到客厅，我索性关掉电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阅书籍，只想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
几张夹在书里的老相片掉在地上，那是燕子送给我的纪念品。二十年前的燕子，皮肤白嫩、胸脯挺直、屁股圆大，个子不高，倒也玲珑剔透。那时候，我经常接她上下班，她穿着白大褂，带着燕子帽，一会儿从门诊科飞到妇产科，一会儿又从妇产科飞到内科、外科、五官科，就像一只筑巢的燕子，衔着春天的枝叶飞来飞去。
结婚后，我叫她“燕子”。叫多了，也就顺耳了。
迎接2020年正月初一的爆竹声震耳欲聋，一朵朵盛开的花炮在天幕中绽放，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照亮了整个夜空。打包来的饭菜已经热了两回，始终没有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我的心忐忑不安，拨通燕子的手机，无人接听。再拨科室电话，接听的人说：“忙着呢，燕子恐怕回不去了。”
在我的印象中，燕子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概念。说实话，我曾埋怨过燕子的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有段时间，燕子因染上了脚癣被隔离治疗。刚开始时，只长星星点点的白斑，后来起鱼鳞块的白屑，最后皮肤干裂出血，抓就疼，不抓又痒。我说，治愈后换单位吧。她摇摇头。我拉长脸问她，你这又何苦呢，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庭着想啊？她说，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护士，竟然对我说大道理。我从凳子上站起来问她：“你到底想什么？”她淡淡地说：“你不干，他不干，总要有人干吧。”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
2003年，正当人们躲避SARS病毒的时候，她第一个递交了请战书。我们吵了起来，吵得特别凶，当年如果没有儿子的牵挂，说不定已经离了婚。我说，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是院领导，你逞什么能啊？万一，万一……我不敢往坏处想，她也知道这个“万一”后果的严重性。可她还是那句话：“你不干，他不干，总要有人干吧。”我无语。
去年，我因生病到医科大住院治疗。手术后，兄弟姐妹各奔东西，忙于生计。亲朋好友来了，安慰几句走了。只有医院的护士日夜陪伴我，摁铃一响，便前来嘘寒问暖。上午一号床出院了，家属送给科室一面锦旗，印有“妙手回春，济世救人”八个大字。病人临走前，向医生、护士鞠躬，鞠躬，再鞠躬，谢谢，谢谢，再谢谢！下午又有病人填了进来，是一个重病号。护士进进出出，铺床、测体温、量血压、抽血、拍片、输液、插尿管、换屎布……动作麻利、态度和蔼，不厌其烦地再三叮嘱：“有事摁铃，我就在隔壁。”
多温馨的话语啊，难怪病人都说，住进了医院，心就定了，有护士在，心就暖了。
想到这，我不禁想起我亲爱的燕子。从除夕到现在，我们已有十二天不相见了。那天实在熬不过相思的苦，就到医院看我家的燕子。当我们隔着玻璃相见时，她把额头的那撮乱发拨到耳边，又故意把口罩往上提，但我还是看到了她那两鬓的白发、熊猫的黑眼圈和兔子的红眼睛。她老了，累了，憔悴了，该歇歇了。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不想让她看见，急忙转过身，拭去泪水，然后用笔在手心写“燕子，加油！”。她看着我手心上的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也许她也不想让我看见她的泪水，一转身就消失在人群中。
病房里，清一色的白大褂、燕子帽和口罩，我分不出哪个是哪个。只见一群“燕子”忙忙碌碌，铺床、测体温、量血压、抽血、拍片、输液、插尿管、换屎布……
千言万语，我只想说：“燕子，平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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