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南京历史上的第一任皇帝孙权,埋葬在紫金山上,一千多年后,一个叫朱元璋的人也在南京当了皇帝,手下在城东为他修建陵墓,位置就在孙权墓附近。朱皇帝是个不太讲理的人,天生一种山大王脾性。他的陵墓附近,原来肯定还有很多坟茔,有主的都迁走了,没主的自然毁掉。譬如宋朝的王安石墓就在附近,据记载,墓前曾有华表,有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王安石的家人,除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生母吴氏,两个弟弟,儿子王雱都埋葬在此。在明太祖眼里,王安石虽然两度为宰相,文章写得漂亮,还是配不上替自己看门,朱也不想冒充什么文化人,在地下与书呆子为伍,统统迁走拉倒。
象回本船,直至石头城下,叫开城门,接入晋兵。孙皓闻晋兵已入城,欲自刎。中书令胡冲、光禄勋薛莹奏曰:“陛下何不效安乐公刘禅乎?”皓从之,亦舆榇自缚,率诸文武,诣王濬军前归降。濬释其缚,焚其榇,以王礼待之。
唐人有诗叹曰:“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于是东吴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户口五十二万三千,官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皆归大晋。
《三国演义》中引用的唐诗,与后来的流行版本略有不同,譬如“西晋”写成“王濬”,譬如“一片降旗”写成“一片降幡”。
就意思而言,没有任何出入,总之一句话,孙皓降了,东吴完了。
写到归降的场景,《建康实录》中一段文字更简洁更精彩:
后主以草缚,衔璧舁榇,见濬于军门。
用草绳将自己捆住,嘴上衔着象征国家权力的大印,扶着棺材,多么有趣和戏剧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不要说是让南京人亲眼看见,就是在想象中回忆一下,也是情何以堪。从此说什么虎踞龙盘,说什么金陵王气,自从这位孙后主孙皓举手投降,跪在王濬脚下,石头城前上演过这样一幕戏,再吹牛都有些扯淡。
亡国皇帝永远是最倒霉的那个人,残暴多疑,粗暴骄盈,好酒色,荒淫,迷信,所有的脏水都可以往他身上泼。忠谏者诛,谗谀者进,亡国当然会有亡国原因,可是一旦真亡了国,基本上也没什么辩白机会。
孙皓被带离南京,带到洛阳的皇宫,登殿磕头,晋谒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宽宏大量地赐坐,笑着说:
“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
孙皓听了,竟然还敢这么回了一句:
“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翻译成大白话,晋武帝的意思是“我这里早就给你留着位子”,孙皓的回答很突兀,意思是“我在南京本来也为你准备好了”。
《三国演义》和《建康实录》上都记载了这段对话,前一本书写于明朝,后一本写于唐朝,成书更早的《三国志》上并没有这段对话,由此可见,这段对话很可能是后人加工伪造,更可能是南京人自己编的故事,而且还参照了刘阿斗的“乐不思蜀”。
同样是亡国皇帝,东吴的孙皓与蜀汉的刘阿斗,完全不一样。
在征服者眼里,蜀人“无携贰之心”,在孙皓身上,却还顽强地保持着吴人的野性,自己明明已经是阶下囚,嘴上还不太肯饶人。
孙皓被武帝封为“归命侯”,有一天,武帝与手下大臣王济下棋,孙皓在侧,王济一边大大咧咧地下棋,一边心不在焉地问孙皓:
“我听说你当年惩罚手下,曾经将人的脸皮剥去,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孙皓听了,心里自是不爽,见王济此时双腿在棋盘下伸得很直,竟然戳在武帝面前,十分无礼,便冷冷地来了一句:
“人臣无礼于其君者,则剥之!”
王济听了直冒冷汗,赶紧将自己的脚缩回来。这个故事也充分说明了孙皓的桀骜不驯,亡国皇帝并不好当,老百姓难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想象,史家写书的时候,也难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加工。不妨分析一下刘阿斗的“乐不思蜀”,同样包含着今日川人的冷幽默成分。这则故事《三国志》本文中并没有记载,裴松之注文中则引用了《汉晋春秋》上的一段文字:
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卻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三国演义》中的记录大同小异,只是更加传神,司马昭与刘禅的一问一答,更加戏剧。司马昭指责后主,说你荒淫无道,废贤失政,理宜诛戮。后主听了,面如土色,不知所为。司马昭又设宴款待,遂有“乐不思蜀”一幕。席间,后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厢下,好好地教导了刘阿斗一番,后主牢记再入席,酒将微醉,司马昭又问他:“颇思蜀否?”后主就把卻正的话复述了一遍,装着要哭的样子,又挤不出眼泪来,遂闭其目。司马昭说这话怎么像是卻正说的,后主听了大吃一惊,连忙睁开眼睛,说:
“确实如此,皇上怎么知道的?”
于是司马文王深喜后主诚实,喜欢他的傻,不再疑虑,后人有诗叹曰:
追欢作乐笑颜开,
不念危亡半点哀。
快乐异乡忘故国,
方知后主是庸才。
其实这样的故事,除了淳朴老百姓,谁也不会真相信。成王败寇,自古就是这样,刘阿斗装孙子,孙皓反唇相讥,都是性格使然,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做做样子罢了。失败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既然被打败了,国家已经亡了,说什么都没用。
唐代赵蕤写过一本空前绝后的《反经》,专谈经邦济世的纵横之术,引经据典,他分析了蜀汉和孙吴失败的原因,很简单,除了占据中原,在其他地方偏安,注定都是没有前途:
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
下期看点:胜利者照例要做些事,首先南京这个昔日的首善之地,原有的名称不能再保留,要改名,要拆分,像切生日蛋糕那样切成几大块。已经不再是首都了,建业之名不能再用,还是恢复更以前的名字,叫秣陵。“秣”是草料,意思是这里不配称作金陵,只能贬为牧马场。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282年,孙吴亡国的第三年,又以秦淮河为界,把秣陵一分为二,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也就是说,后来南京人说的城南,灯红酒绿的夫子庙一带,在当时是分裂的,成了两县交界之地。这还不行,秦淮河南面的秣陵还要继续拆分,差不多是以如今的机场高速公路为标志,再切成两半,东面还叫秣陵,西南新设临江县,后来改为江宁。至此,好端端的一个南京,七零八落,范围已经小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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