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塞布丽娜》 真相的尺寸
《消失的塞布丽娜》
作者：（美）尼克·德纳索 译者：李溪月
版本：后浪|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2018年，布克奖评选中首次出现了图像小说。作为已经在欧美风靡多年的文学形式，《消失的塞布丽娜》的入围可以视为传统文学对以往定义的通俗作品的一次接纳。与趣味性见长的漫画不同，这本书以严肃的态度探讨互联网时代的道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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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页开始，尼克·德纳索便为《消失的塞布丽娜》奠定了一种灰暗的、充满疲惫感的基调。重复的场景分镜，朴素的线条勾勒，没有亮光的眼睛，每个画面中的人物都退化成色块。我们想从图像中找到由设计灵感带来的寓意，想找到缤纷想象力带来的共鸣，但只能失败。作者冒着消隐自我的风险，将视觉的冲击力降到最低，以此来形成另一种在图像小说中罕见的冲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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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塞布丽娜失踪开始。女友失踪后，特迪前往朋友凯文·罗贝尔的家中居住，寻求慰藉。凯文的工作内容是管理网络信息，每天都要在国防部处理大量的热点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国防部会对员工进行心理健康测试，前期的检测报告显示凯文·罗贝尔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工作。芝加哥枪击、明星性丑闻、母女被恐怖分子绑架……这些不过是每日更新的工作内容，对凯文来说，它们的影响仅在于办公室内的谈资。直到朋友特迪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事件开始入侵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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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德纳索塑造了很多具有表现力的镜头，特别是那些愤怒的表情从平时呆滞的形象身上冒出来时。塞布丽娜刚失踪时，前往朋友住处的特迪面无表情，之后他的形象被刻画为一个只穿内裤的男子。他似乎卸下了所有防线，将朋友的居所视为最后的慰藉之地，然而随着时间推进，特迪的身上开始出现威胁性。
有一个对比的镜头，当凯文回家开门的时候，特迪在门的另一侧握着刀。
信任感的断裂，来自于日益增长的无助与孤独。凯文与特迪仿佛象征着现代世界的居民，传统的友情模式不再适用。在朋友的房子中，特迪与外界唯一的接触来自收音机，调频电台里播放着主持人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如果你相信的是官方那一套说辞，说什么一个孤僻的穷光蛋诱拐并在他那小小的公寓里杀害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而这一切仅仅是随机行为的话，求求你清醒点吧，你很清楚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起初这些声音折磨着特迪，他会捂着耳朵，不愿多想，但他没办法关掉收音机。他离不开现代世界里的“白噪音”。德纳索在刻画特迪的时候，没有给他太多台词，他很沉默，看上去除了焦虑没有其他的情绪。这个没有自我声音的空心人找不到应对周边变化的方法，便只能期待着从他人那里得到答案，即使电台里的观点会增添他的焦虑，他也不愿意陷入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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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曾在小说《白噪音》中试图描述这种“人类的终极死亡”，波与辐射控制着城市运行的规律。对于“事件”，他在复原枪击肯尼迪的《天秤星座》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小说全部的景象，最后收纳在一个家庭主妇摇晃的摄像机屏幕里。在那里发生了一切，也在那里隐藏着所有线索。它取代了形而上的思考、书籍以及亲身接触，成为现代人的思考空间。
《消失的塞布丽娜》也出现了类似的境况。
我们来看一下小说里的关键角色：真理战士。准确来说，这不是某一个网友，而是一整批人。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凯文面对镜头发生了口误，错将“塞布丽娜”说成了她姐妹的名字。接下来，这个失误被不断放大，人们怀疑他露馅了。几天之后，凯文收到了大量电子邮件，人肉攻击，网友们要求他站出来说明，道歉，认定“塞布丽娜的失踪”只是他们构建出来的骗局，借此骗取网友同情。与之相伴的还有阴谋论式的分析，认为凯文和特迪接受了某财团资助，编织出一个骗局来转移公众对其他政治事件的注意力。
口误与失常是生活中常见的一幕，但在镜头另一侧，观者们似乎无法容忍。凯文对聚光灯显示出了抗拒，他不愿意谈论朋友伴侣失踪的话题，想留一点隐私的空间，但在新闻的观众看来，这个举动意味着逃避，意味着对真相的躲闪。镜头变成了这个时代的新法官，当它推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必须有所反应，发言，表现自己，由观众来判断真实与否。
这才是另一种更深刻的困境：当与事件不符的另一种真实发生时，我们不站在真实的那一边，而是坚定地在维护事件。
我们似乎能通过4K屏幕洞察到对方的真实想法。
请让视频再清晰一点，让我们看清对方眨眼的频率，眉毛皱起的幅度，手指安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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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后半部分，“真理战士”开始捍卫内心的正义，发送邮件轰炸凯文的内心防线，并提出死亡威胁。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真理与正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温度。它们只是言语的工具。
塞布丽娜的故事在未来会发生得越来越多。在信息时代，屏幕是我们交流的主要形式。同一个地点，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图片、影像资料，或者即便是相同的图像，人们也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拥护的不是真正的道德或正义，而是我们内心已经固化的那种道德与正义，真相也被简化为某种证据似的东西。而与之相悖的，便被排斥为谎言或阴谋。
这种速率让我们付出了自大的代价。可保守与冷漠又会带来隔绝。也许这是人类固有的悲剧，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理论体系如何发展，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认知缺陷，所有人的生命都有一块疆域，我们可以尽可能扩展它，却不可能达到无限。很多时候，我们又必须相信内心坚持的东西，以避免被控制或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我们需要自由的思想、辩论、对事件的质疑，需要坚守的理念，但起码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肯定：任何真相与道德，当它开始对他人造成伤害时，便是可疑的。
撰文/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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