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需要写意、写心、写个性、写我神
□彭庆阳
全民“书法热”沸沸扬扬30多年来,对书法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当代书法的发展却像一块日益发酵的面包,个头越来越大,中间的空洞也越来越多。面包空洞多了是酥软、口感好；但书法事业虚空多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君不见,今日之书坛,各种形形色色的书法“大师”、展览、培训、作品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辨识度”却不相称。所以,“数量多、辨识度低”不只是此次国展的现状,更是当下书法发展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喧嚣繁杂的当下,一些书者已忘初心,执著于名利的追求,走上“为展厅而创作”的书法之路,而非视“书法是每个中国人一生的修行”。如此一来,“数量多”似乎成就了当代书法的“高原”,然而由于“辨识度低”却出现不了书法的“高峰”；“数量多”催生了“大师满街走”的乱象,但“辨识度底”又让真正的大师千呼万唤仍未出现。
文化学者言恭达先生在《抱云堂艺思录》一书中认为当今书坛应是“写意、写心、写个性、写我神”的时代。今日书法“为何数量多了,辨识度却低了”?余以为言先生的观点恰恰对此问题号准了脉并开了药方:
写意。王羲之《自论书》云:“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以“意”论书是指书法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意趣、气韵。书之“意”是“言所不尽”的,是酝酿于胸,借助笔墨形态来体现,却又不受笔墨形态的限制。然而一些书者在创作中要么是“无意”,徒具“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的形式；要么是任意、随意,由着性子来画圈圈,还美其名曰“意大于法”“无法乃大法”,实为野狐禅。
写心。刘熙载《书概》云:“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刘氏把“心画”易为“心学”,强调了书法是表“心”的艺术,主要体现在创作中寄寓书者的精神品格和个性修为,由此彰显出书者的人格。如王羲之风神超迈,其书灵和秀逸；颜真卿厚重刚直,其书正大雄浑；苏轼旷达高致,其书蕴籍丰美；黄庭坚卓尔不群,其书瘦劲奇宕,正可谓:“夫书者,心之迹也”。然而,当今一些书者仅仅重视技法的学习,并不注重“心”的修炼,故勤而无所也属正常。
写个性。创作的个性化实际上就是创新,没有个性的书法创作很难称得上艺术,但有个性的创作也未必就是艺术。诸如一些以书法之名进行的行为艺术,搞怪出新地胡涂乱抹,看似很有“个性”,但它并不是书法艺术。因为真正的有“个性”,必须是在学古、入古、出古的基础上进行“濯古来新”,讲究传承有序、厚积薄发,能“穷变化,集大成”,“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对书法艺术的创造进行探索乃至“探险”,以练成自己的“绝技”,使其创作个性化。
写我神。刘熙载《书概》云:“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他神”是继承传统、致敬经典的表现,而“我神”则是在继承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并形成自我书风。唯有入“我神”,方能用笔墨表现自我的胸襟、魂魄与意趣。而一些书者,尚未入“他神”就求“我神”,急于自我书风的确立,这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曰是饮鸩止渴的行为。
当我们徜徉在展厅中,满眼尽是二王风流、颜筋柳骨的书风,细读其文也都是唐诗宋词,看起来的确有点累,这就是审美疲劳吧。诚然,这些作品在技法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有人放言当代的书法创作已超越了古人,或许也只是局限于技法上来认识。毕竟,书法的创作要继承传统但不是复制传统,学习古人不只是学其“技”更要学其“道”。曾有“艺术书法”“文化书法”的说法,着实让人一愣,书法本身不就是艺术吗?不就是传统文化吗?然而,看似伪命题的提法却凸显出当代书法过于重“技”,而弱化了其应有的艺术效果、缺失了应有的文化内涵,今日书坛倡导的“文质兼备”“翰墨生辉”“技道双修”,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正视。南怀瑾说:“有的人,只可读其文,不必识其人。有的人,大可识其人,不必论其学。人才到底是难两全的。”于书法创作也是如此。虽然说书读得多未必字就写得好,提高文化修养和写好字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书读多了,书外功夫做得扎实了,文化修养提高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品性与特质,深悟书法艺术的真谛,提高审美情趣和人文内涵,唤起艺术感觉和文化思考,从而在掌握技法的基础上,能够在创作中从心所欲、游刃有余地“写意、写心、写个性、写我神”,使创作达于妙境,既有神采,亦有形质。
“数量多”是好事,说明书法艺术的发展已有着强大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辨识度低”也不可怕,因为“正是混乱与秩序之间的对照,唤醒了我们的知觉”(贡布里希)。只要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思考,在这思考中学会放弃、学会选择并付诸行动,定会改变今日书法“数量多、辨识度低”的现象,书法艺术的发展从“高原”走向“高峰”也不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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