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的拷问 真诚的企盼 杨仕芳中篇小说《阿萨玛的灯》引发的思考

孙代文

心地善良的青年司机吴能雄，给镇上老板刘建军开货车到山里接货。一天下午，他驾着车在山坳里狭窄而泥泞的基根路上行驶，突然从后视镜发现一个人脸朝下趴在路坎上，他刹住车，急忙跳下去查看。那是个比他父亲还要苍老的老人，鼻孔里还有些微弱的气息，身旁丢弃着锄头和柴刀，说明人还活着。他直起身左顾右盼，没发现一个人影。是救人，还是开车走，此时他内心充满矛盾。要是我就这么走了，就没有人知道老人摔在坎上，他很可能就死了。怎么办？“袖手旁观与亲手杀人没有两样。”吴能雄忽然想起一部电影台词。已经回到驾驶室的他，又跳下车来把老人抱到副驾上，然后直接把车开到了卫生院。后来受伤老人的家人得到了消息，他的儿子吴邦赶到医院，见父亲不省人事，就认定是吴能雄撞的，还说不是他撞的他干嘛要这样？不是心虚吗？吴能雄反复说明，他们不能这样冤枉好人。双方争执各持己见，但谁也举不出可以证明的人。后来在派出所所长的协调下，双方签订了一个各出一半的医疗费协议，矛盾虽得以缓和，但埋下了病根。老人手术后，成了植物人，双方矛盾加剧，吴能雄为偿还债务，外出打工，后来跟人做假币，被判刑十年；他那做代课教师的父亲杨建国，就因为自己这档事，与他母亲吴菊花争吵不休，以至离家出走，最后死于肺癌；孤苦伶仃的吴菊花直到临死前留下遗言，要继续拉亮阿萨灯，与人方便，照亮前程……这就是中篇小说《阿萨玛的灯》因失去社会诚信所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杨仕芳敏锐地抓住这一社会关注的热点题材，通过吴能雄一家的不幸遭遇，深刻地阐明构建和谐社会、重塑社会诚信形象的重要意义。这正是小说突出的社会价值所在。

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是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法则，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但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优秀的传统受到破坏，人与人之间交往讲诚信的原则，已在许多人心中不复存在。这种恶劣的影响，直至改革开放的初期鲜明地表现出来。侗族青年吴能雄出车在半路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坎上，见四处没人，担心他出事就把他送到医院来，这本来是做好事，到头来反而被诬枉为撞倒老人的肇事凶手。事情发生后，他母亲吴菊花急得哭起来，他父亲杨建国安慰说，真没事，阿雄是在做好事，被人讹了。他还说，这事会有些麻烦，不过相比救人，再麻烦都是值得的。善良的吴菊花听完事情的原委后说，人不是还在医院嘛，找时间去看看，也给人家消消气。寨里的老人们听说此事，提醒道：凡事还得多留个心眼啊，时代不同了。时代的确不同了，但是为人做事讲诚信的原则绝不能抛弃的。吴能雄一家正是这样做的。他外出打工，挣得钱寄回家填补老人的医疗费；后来因违法跟人做假币被判刑十年；做代课教师的父亲杨建国将存折给了受伤老人的家属，以补偿医疗费；母亲吴菊花尽管在夫亡子散的严重打击下，仍坚强地支撑着，还安装一盏照亮山路，寄托希望的阿萨玛灯，最后孤寂地死去……吴能雄一家用不幸命运的代价对诚信提出了严酷的拷问，这就深刻启示我们：重塑社会诚信形象是多少的重要！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是我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小说《阿萨玛的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人民群众朴实、真诚、善良、乐于助人、追求理想的美好心灵。这表现在：当吴能雄一家出事之后，寨里的父老乡亲对他们的同情与关心。有的说，我相信他不会撞人的，这孩子实诚；当不讲诚信且怀疑诚信的吴邦带领村人来抢吴能雄家的猪、牛时，村支书前来劝阻，显然是站在同情弱者一边；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我”（哑巴）的爷爷（杨阳），他跟吴菊花有过一段感情，但他毫不避讳，吴家出事后，他对情敌杨建国没有幸灾乐祸，反而说他的好话，请杨到家中喝酒；杨建国去世以后，他又叫孙子“我”送肉给吴菊花；吴菊花过世后，爷爷践行她的遗愿，每天守着他们家屋外那盏灯，在天黑前拉亮，拂晓之后熄灭，每天如此从不间断。从爷爷的身上，让人们看到人性的光辉。与之相对照的不讲诚信也不相信有诚信的吴邦，在小说的结尾已心生愧意。

小说《阿萨玛的灯》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在结构故事、刻画人物、环境描写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小说的背景，几乎未突现时代的特色；对主人公的刻画，笔墨不集中，缺少铺垫。瑕不掩瑜，仍是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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