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里的流年温情
□马海霞
小时候村里有一个大喇叭。1978年，我的叔叔当上了村主任，兼做村里的广播员。他声音洪亮、咬字清楚。村里召开社员大会或传达上级指示，叔叔便通过大喇叭喊。大家听到“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时，便止住说话，跑到屋外，竖起耳朵听。
那时，我们小孩子也经常上村里的大喇叭，谁家的孩子到了饭点还不回家吃饭，家人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后，便会跑到村委会，让我的叔叔在大喇叭里吆喝一嗓子：“谁家的小孩某某，听到广播后立即回家，听到广播后立即回家。”
被叔叔在大喇叭里吆喝了的小伙伴，名字通过大喇叭传遍全村，定会成为全村村民茶余饭后的话题，更有热心者会跑到家里问，小孩找到没？
那年，邻居家的兰子中午出去玩，到了下午6点还没回家。兰子爸妈着急了，兰子妈四处找兰子，兰子爸则跑到我家，叫我叔叔一起去村委会用大喇叭喊兰子回家。到了村委会，叔叔才想起自己感冒嗓子哑了，喊不了，便让兰子爸自己喊。兰子爸一着急，冲着话筒便喊上了：“我家孩子不见了，我家孩子不见了，听到广播赶紧回家，听到广播赶紧回家。”
叔叔在一旁哑着嗓子说：“你没说名字，赶紧把名字加上再说一遍。”那次，大家都听到了叔叔和兰子爸的对话，忙跑出家门帮着找兰子。1个小时后，兰子自己回家了，原来她去外村同学家做作业去了。事后，有调皮的孩子见了兰子便高声喊：“我家孩子不见了，我家孩子不见了。”气得兰子直跺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分配了单位，离家远，住单位宿舍。那时，宿舍楼下舍管王大妈那里有一部电话，有人打电话来找某人，王大妈便站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某某，有电话找。”
后来，我们宿舍新添了一位舍友，名叫闫小惠，是刚分配来单位的大学生。王大妈是外地人，说话口音很重，一天晚上，闫小惠的家人打电话找她，王大妈站在楼下喊：“冤小鬼，冤小鬼电话。”王大妈这一喊，吓得我把头蒙进被窝里，整栋宿舍楼没人敢探头回问，谁是冤小鬼。直到王大妈上来敲我们宿舍门，才知道她喊的是闫小惠。
自此，闫小惠得了一个绰号“冤小鬼”。她心里有苦难言，为了不让这个绰号继续传，她狠了狠心，买了一个BP机，有人找直接呼她，再也不用王大妈喊她“冤小鬼”了。后来，闫小惠谈了一个男朋友，外地人，男友每天晚上都呼她，但到王大妈那里打电话，王大妈爱问东问西，有时还竖着耳朵听，闫小惠一咬牙，又买了一台小灵通，成了我们宿舍第一个拥有移动电话的人。
后来，宿舍姐妹陆陆续续都买了手机，王大妈再也不用喊人了。
前年，邻居家的小孩子走失了，一家人在出去寻找的同时，发了一条寻人启事到朋友圈，然后有人四处寻找，有人去派出所报警，有人通过监控寻找……这条寻人启事被热心市民转发，不少市民看到后自发加入寻人队伍。那一夜，呼喊孩子回家的声音在县城里此起彼伏，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孩子找到了。
从大喇叭到座机、BP机、手机，再到现在的微信、微博，通讯方式的更新换代，信息化的一次又一次革命，是叔叔做广播员时无法想象的。这是改革开放为中国广大民众带来的实惠和福祉，也将人与人的距离拉得更近、温情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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