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富子女”上大学
拿起笔来写下“地富子女”，我心里已经十分坦然。30年前，我在各种表格上填“家庭出身”一栏时，脸红心跳，生怕被别人看见，那种奇耻大辱的感觉，恐怕今天已少为人知，但那时却给我的是刻骨铭心的伤痛。这个当时我一知半解的词，对我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22岁，50岁的祖父在鄂北岗地上有百余亩黄土薄地。他老人家胆小怕事，身体又不好，划成分时，作为长子的父亲就主动当了户主，成了后来的地主。60年代出生的我，就理所当然成了“地富子女”。尽管我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的生活，“文革”期间却因“地主出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样出身的人，成绩好也不能升高中、上大学；表现好也不能招工、转干；甚至娶不到好媳妇，嫁不到好丈夫。摆在我面前的出路是在家种田。
由于出身地主，父母亲为了让我读完初中有个健康成熟的身体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他们只有推迟我上学的年龄。这样，我9岁才上学读书，1972年上学，1979年初中毕业，赶上“三中全会”，赶上教育改革，1981年，读了两年高中的我考上了华中师大政治系，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城公社二郎村第一个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本科的乡村“地富子女”。一个闭塞的乡村，一个地主的子女，不通过推荐选拔，不通过关系，竟然被录取到省城大学的政治系，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十里八乡的“地富子女”都受到了鼓舞，“上面不再歧视我们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教育孩子：看来，以后得靠真本事咧。这种效果比开会讲十遍政策还要深入人心。“文革”中总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实际上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地主的子女上了大学，在老百姓看来，“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实实在在地落实了。
没想到，父母亲让我晚点上学的决定，使我无意中赶上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好年代；父亲当了地主，让我们全家受尽了磨难，也让我从小体验了人情冷暖，练就了我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正直诚实、不卑不亢的品格。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代乡村大学生，乡亲们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他们教育子女，把我作为楷模；每年的寒暑假，他们以接我到家吃饭为荣；农忙时，他们不计报酬地帮助我年迈的父母劳动。当年还贫穷的乡亲们，给予我的精神财富、人生信念，是我一生也受用不尽的。继我之后，我家邻居腊有、祥娃、小狗都相继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考上研究生。现在，腊有在南京，祥娃、小狗在北京，邻村人都说：王庄风水好。我不迷信，但感到十分荣幸。
如今，我在家乡的土地上先后从事审计监督、反腐倡廉、惩恶扬善工作，每每收到乡亲们的信访举报，我都会不遗余力，查清问题，主持正义，因为我总想着不辜负这个美好的时代，不辜负这块深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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