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时代的对位《闯海歌》的两个时刻

□王年军

《闯海歌》是一首英雄史诗，它被中国南北跨度的地理、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和活跃的时代氛围所召唤，就像诗人李少君在此诗的序曲中所言，“我被1980年代启蒙出自我意识和个人精神/我想要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就得去大海边/我迷信海洋是史诗、英雄与奇迹发生之地”。它回应的不仅是“颂歌”这一古老的、充满乐观情绪的文体，也是时代、政治等外部现实与心灵、潜意识如何对位的诗学问题。

《闯海歌》语言直白、摆脱了诗意雕琢，以粗朴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侧影，从这种诗歌表述中，我们能看到它和备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现代诗歌之多义、含混、词义漂浮、能指与所指断裂的特征之间刻意保存的距离。此诗的大刀阔斧跳脱出了“能工巧匠”的新诗范式，因此也需要还原出一种被历史的厚度所叠加、淹没的感受方式去追踪其美感。《闯海歌》的修辞风格留存了1980年代部分诗人对文学与时代问题的某种谈论方式，说到底，这种谈论方式的核心在于，诗人对语言规范、句法结构、日常用语的很大程度的信任，以及敞开歌喉争取广大群众成为读者的努力，在这种观念中，诗歌应该是及物、明晰的。所以《闯海歌》不仅因为其语言的流畅、对民歌的借鉴挪用而成其为歌，而且因为诗中的主角是一个流浪“歌者”，此诗的隐含作者也是以最大多数对“闯海”话题感兴趣的人作为预期读者的。

正是这种特定的语言腔调保证和申明了诗人作为过来者对那个已经逝去时代的忠诚，其中潜藏着诗歌所写作的年代和写作诗歌的年代之间的辩证关系。此诗所书写的年代是1980年代，尤其是1988年，海南建立经济特区；当时正好是诗人的青春时期，这样的时期仓促中充满激变，犹疑中富含笃定，试探中带着历险。它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注重经验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的浪漫的年代。这样的印记打在这首诗所记录的时刻上，整首诗也洋溢着这样的表达氛围，语言的结构与它所图绘的事物和历史进程的结构有着很强的同构。而写作诗歌的年代，则是在40年后，这使这首长诗既是对过去时代的一次无限逼近，也是对其的远景鸟瞰。它是一种回忆录性质的个人成长史，也是对于一个国家特定时代的传记。在重返过去与亲历现在的错综关系中，闯海的船长、商人、官员、情侣们出入其间，无不带上时代的烙印，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学生/歌手。年龄、阅历、目的的差异在叙事中略有凸显，但是很快被大家的时代共性所掩盖，那就是，大家都是一群被时代风潮所激荡裹挟的人。

《闯海歌》不同于当下流行的观光旅行书写之处，在于作者与海南的风土人情有着深层的交互，尤其是对黎族少女阿美的描写，由此带入黎歌王这一抒情主人公之镜像人格的闲笔，以及关于“喊雨”、黎族山歌等独特风习的考察，显示出诗人对于海南并非“走马观花”。《闯海歌》对黎族情调的记录就带有人类学的色彩，其中，黎族少女阿美的故事与开咖啡馆的“关姐”的故事，呈现了海南故事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当地居民遵循自然秩序、乐观生活、情窦未开的故事，后者是一个外来人人生失意、重振旗鼓和继续创业的故事。通过与这两个女性人物的相遇，诗人正好抓住了海南特区初创时期社会处于跌宕、过渡状态的两个面向，并把它们作为诗歌的组成部分和潜在的结构原则。《闯海歌》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表述的对象上，都综合了这种涉世未深、浑然天成的“自然感”和回溯过去、沧海一笑的历史感。

总之，《闯海歌》是一首个人的心灵成长史诗，也是诗人对自身与时代共振关系的一种深思和探索。从华兹华斯的《序曲》开始，这种形态的“抒情史诗”才获得自身的地位，20世纪以来，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二十世纪史》、T.S.艾略特的《荒原》、埃兹拉·庞德的《诗章》、切斯拉夫·米沃什的《论诗》、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奥美罗斯》等，都尝试在不同的方面对接受现代主义洗礼的长诗可能性进行探索。在中国，除了海子、杨炼、欧阳江河等较早的尝试，近年更是兴起了长诗写作的风潮，虽然有很多质疑（最经典的比如爱伦·坡说的“一首诗不应超过一盏茶的功夫”），但长诗无疑仍然保持着诗歌界勃朗峰的位置。许多大诗人都开始涉及长诗写作，它既是作为诗人挑战自我极限的证明，也是通过在汉语新诗回音壁上的反复试验，企图达到新的柳暗花明的路径。因此，《闯海歌》对于检视当下固化的写作思路、丰富汉语诗歌的写作类型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是诗人李少君个人创作史上的一次突破。

《闯海歌》

作者：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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