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张爱玲《第一炉香》：上海还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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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收听细读经典系列。今天是张爱玲《第一炉香》的第六讲，也是最后一讲。
上一讲我们说到，葛薇龙被梁太太塞给司徒协，眼看就要彻底丧失自我，沦为梁太太的傀儡了。这使得葛薇龙重新考虑起周边有可能让她脱离困境的男性人选，这个人就是乔琪乔。在葛薇龙看来，虽然乔琪乔没有钱，但是好在出身不错，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俩彼此相爱，共同奋斗，应该也能成就一段佳话。
但是乔琪乔的反应并不如葛薇龙所愿，他根本就不给薇龙做妻子的机会，他只是要一时的开心，一段露水情缘。乔琪乔有着这一类花花公子的共性，一种光明磊落的无耻，他一面开诚布公地说，自己无法承诺薇龙婚姻，甚至无法承诺爱，另一方面又与薇龙约定，如果晚上有月亮，就去薇龙房间找她。
当晚果然有月亮。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二人幽会的情状，因为当我们知道当晚有月亮的时候，这段潦草的露水姻缘已经结束了。乔琪乔是趁着月光来，又趁着月光走，又在月光下被丫头睨儿逮到，两人一起进了睨儿的房间。其实薇龙也并不明白，事情是如何一步步的失控，如何从谈婚论嫁，变成了没有任何保障的情人幽会。一切都在疯狂而自然地发生着。
乔琪乔离开后，薇龙侧身躺在床上。这里从葛薇龙的角度，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性心理描写。小说里是这么写的：
“黑漆漆的，并没有点灯。她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可是身子仿佛坐在高速度的汽车上，夏天的风鼓蓬蓬的在脸颊上拍动。可是那不是风，那是乔琪的吻。薇龙这样躺着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辰，忽然坐起身来，趿上了拖鞋，披上了晨衣，走到小阳台上来。虽然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她的人已经在月光里浸了个透，淹得遍体通明。”
阳台上的月亮把薇龙淹得遍体通明，她便觉得这是爱的力量。爱让她满足而通透，爱让她愿意相信乔琪乔的鬼话。薇龙这里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真相，就是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固执的爱着乔琪乔，当然因为乔琪乔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乔琪乔不爱她。根据过往的经验，乔琪乔这个花花公子发现了一个征服女人的秘诀，对女人说许多温柔的话，但始终不说爱，不说承诺。这是张爱玲对女性恋爱心理的一种残酷而透彻的剖析，爱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感情。但她更残酷，也更切中要害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已经无比接近真相的女性，在意识到了真相的可怕之后，却依然栽倒在恋爱的荒诞的悖论之中。所以，薇龙是一个自觉自愿的爱的受害者。小说接着这样写道：
“现在她明白了，乔琪是爱她的。当然，他的爱和她的爱有不同的方式——当然，他爱她不过是方才那一刹那。——可是她自处这么卑下，她很容易地就满足了。今天晚上乔琪是爱她的。这一点愉快的回忆是她的，谁也不能够抢掉它。梁太太，司徒协，其他一群虎视眈眈的人，随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吧，她有一种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
现在的薇龙不再是一个计算前程的、精明的女孩子，而是一个恋爱中的、盲目的、自欺欺人的女孩子。小说甚至这样写道：
“她深幸乔琪没跟她结婚。她听说过，有一个人逛了庐山回来，带了七八只坛子，里面装满了庐山驰名天下的白云，预备随时放一些出来点缀他的花园。为了爱而结婚的人，不是和把云装在坛子里的人一样的傻么！乔琪是对的，乔琪永远是对的。她伏在栏杆上，学着乔琪，把头枕在胳膊弯里，那感觉又来了，无数小小的冷冷的快乐，像金铃一般在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摇头。”
我们能够发现，在张爱玲的性爱文字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常常存在着一定的温差。男性的吻，是热烈的，像夏天鼓蓬蓬的风，像蜡烛的火焰；而女性呢，总是冰冷的，瑟缩的，不安全的。像葛薇龙是这样，《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也是这样。这男女之间的温差，真的就是冰与火之歌。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张爱玲的诸多小说中，性与其说是一种爱的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权力的关系。当女性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置换饭票的筹码，性的交付带来的是一种交易中优势力量的转移，交付一方总是带着失败的恐惧，带着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于是，性与爱的实质就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和攫取，另一方对爱和安全感的被动等待。故而薇龙的快乐是冷冷的小小的，她不曾热烈也不曾忘我，因为她的快乐中包含了恐惧。快乐像金铃一般在她身体的每一部分摇头，这既是一种对性爱体验的动感表述，也蕴含了一种内生的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是潜意识中的理性脑对激情脑的怀疑。
薇龙从爱中催生出了极大的勇气。然而，即便是由激情而产生的一时的力量，也退却得太快。还沉浸在幸福中的葛薇龙听到阳台底下一阵脚步响，被她发现原来是乔琪乔和睨儿相拥在一起，乔琪乔从她房里出来以后，转身就去了丫头睨儿的房里偷情。
薇龙这一整天里接连不断地受到价值观的颠覆。她原先的期望是要做乔琪乔的妻子，乔琪乔只希望她做情人，结果她好不容易调整了自己的价值观，自欺欺人的为了爱做他的情人，却发现乔琪乔根本没有哪怕片刻忠实的爱。薇龙所看中的那点仅有的爱最终也是空付。深受打击的葛薇龙，此时要面对最后一次的抉择，就是回上海还是继续留在这个吃人的香港。
梁太太听薇龙说要回上海，就给她分析。她对薇龙说，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但是呢，她说的名誉，也不是说贞洁。因为在姑妈的这个梁宅里，本来就是逢场作戏的地方，完全没有贞洁可言。相反，姑妈认为，因为应酬而得来的闲话，说的人越多，越热闹，名望只有更高。相反，最忌讳的，那就是：你爱人家人家不爱你，或是爱了你而把你扔了。
葛薇龙在与姑妈的暗暗较量中，原本是看不起姑妈的做派的，觉得姑妈用钱用圈套去勾引情人，简直可笑、愚蠢。但是到底姜是老的辣，薇龙先是被姑妈截走了卢兆麟，又被姑妈推给了司徒协，最后在对乔琪乔的爱的争夺上，也输给了梁太太——梁太太只是被假约会，被耍了；薇龙是真的倾心相爱，却又明珠暗投。可以说薇龙在梁太太面前是真的一败涂地。现在梁太太对她说：“等你到了我的岁数，你要有谈恋爱的机会才怪呢。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名誉，你把你的前途毁了，将来你不但嫁不到上等阶级的人，简直不知道要弄到什么田地。”这一席话说得葛薇龙触目惊心。她原本就不希望变成梁太太这样的人，结果却落得连梁太太都不如。
受了挫折的葛薇龙更是一心要回上海，甚至说了一句很新青年的话：“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这一段听起来非常有话剧的效果，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掷地有声。凭着这股激情，葛薇龙风风火火地要买票回上海，结果在路上淋了雨，从感冒转成肺炎，只能待在床上养病。
在病中，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上海与香港两个城市的对立。之前，我们听到过作者吐槽香港，主要是吐槽它作为殖民地的现状，但并不是作为上海的对立面出现的。现在，葛薇龙在情绪脆弱的病中，她的乡愁——上海，正式出现了。
其实在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中，上海的形象一直都不怎么样。上海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最早近代化的城市，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对立面，是速度、夸张、欲望、消费主义的原罪之城。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半殖民地、一个资本家的乐园，既是左翼作家鞭笞的对象，也是无产阶级得以产生的母胎。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个更偏重概念化的上海，一个基于公共想象中的上海，而基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上海形象，与市民生活、与中产阶级生活相联系的上海，可以说是一直都比较匮乏。而张爱玲的出现则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上海表述可以说是张爱玲在海派作家中最为独特的一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上海呈现出非常丰富、暧昧的特征，包含着中国文化新与旧的过度，东方与西方的融汇，而且完全是一种奇异的杂糅的状态。我们在过去的几讲中曾经说过，张爱玲的许多精彩的比喻，往往脱胎于她的城市经验，或者说上海经验，比如说交响乐、广告牌、薄荷酒、高速汽车、电影蒙太奇等等，都是充满了消费文化的印记。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爱玲的上海经验当中，同时保留了乡土中国的成分，只是这种乡土中国的部分被内化为旧式家庭的生活的一角，或陈旧，或日常，或是与逐渐侵入的西式生活奇异地杂糅在一起。
我们来看看薇龙的上海经验是怎样的：
“在老家生了病，房里不会像这么堆满了朋友送的花，可是在她的回忆中，比花还美丽的，有一种玻璃球，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家里人给她捏着，冰那火烫的手。扁扁的玻璃球里面嵌着细碎的红的蓝的紫的花，排出俗气的齐整的图案。那球抓在手里很沉。想起它，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她家里，她和妹妹合睡的那张黑铁床，床上的褥子，白地、红柳条；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在太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式的瓷缸，盛着爽身粉；墙上钉着的美女月份牌，在美女的臂上，母亲用铅笔浓浓的加上了裁缝，荐头行，豆腐浆，舅母，三阿姨的电话号码……”
老上海月份牌
上海与香港的徒有其表的富丽繁华不同，它是可靠的，安定的，它是由一切不太完美的东西构成的可以把握的经验，是东、西、新、旧各式文化交织却奇异和谐的真正的家。
但我们也会发现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好恶评价，常常会站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上，打个比方：她在散文《私语》中就曾这么写道：“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这是在价值观的层面，她不欣赏父亲的生活，旧家庭旧的社会制度势必已被淘汰，在新的时代面前这一切只有不断的沉下去。但另一面呢，张爱玲又说，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这是情感和审美的层面，对一种日暮西山的寂寥的品赏。
在《第一炉香》中，这种审美和价值判断的差异，同样出现了。在这缠绵的病中，原先的一腔热血，对上海的基于审美和情感的乡愁，慢慢地掺入了现实的考量，新的人是容易做的吗？上海的那个旧式家庭，那个与姑妈势不两立的旧式家庭，对于传出的丑闻，能接纳她吗？她没有读完书，能够进社会找到工作吗？纵然读完了书，凭她自己的本领，又会在哪一个阶层挣扎？“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如果回到上海，《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所面临的困境也会变成葛薇龙的困境。最后，她对乔琪乔的感情，说放下就能放下吗？万一他爱她呢，万一他需要她呢？
我们知道张爱玲晚年的代表作是《小团圆》，但其实在写小团圆这个故事之前，她已经用英语写作了《雷峰塔》和《易经》，这几本小说从情节、结构上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基本上都是脱胎于张爱玲自身的生活经历。《雷锋塔》写主角琵琶的童年和少女时期，《易经》则从去香港读大学开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断学业，返回上海。当琵琶经过三年的香港生活，经过了战争的恐怖，经过了逃难船的困顿回到上海时，她怎么写上海这个城市呢？街衢没有面貌，房舍无法形容，市中心无从捉摸，不见特色，到处是各种不同时代的外国建筑，“红的黑的治花柳病的海报贴得到处都是，倒使肮脏晦暗的建筑亮了起来。”看起来好像作者对上海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但是她这么写道：“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
《雷峰塔》，2016年版
《易经》，2016年版
琵琶拼着命要回到上海，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属于上海的。而现在葛薇龙，像另一个平行世界中的琵琶，在上海与香港的抉择中，她放弃了回到上海的机会，所以这段香港的传奇对她无法作为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故事，而成为了一段沉重的人生。之所以选择斩断了与上海故土的联系，很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乔琪乔。
薇龙之所以对乔琪仍然有所期待，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乔琪乔与梁太太达成了共识，转而开始疯狂追求葛薇龙。这首先是因为梁太太不希望葛薇龙回上海，倒不是为了名誉上的问题，或是家族麻烦，而是葛薇龙一走，梁太太投资的钱就打了水漂。而对乔琪乔来说呢，因为不学无术，花天酒地，本来就不受乔老太爷喜欢，如果薇龙回到上海闹起来，因为名誉问题闹起来，让他父亲知道，可能又要生出事端。所以梁太太和乔琪乔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势必要让薇龙留在香港，回心转意。于是乔琪开始接二连三地打电话，川流不息地送花。
薇龙为了提前结束这种痛苦，身体略有恢复就决定去订船票，一了百了。
“这时候已经是秋天了，薇龙定了船票回来，走在半山上，天快晚了，风沙啦沙啦吹着矮竹子，很有些寒意。竹子外面的海，海外面的天，都已经灰的灰，黄的黄，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在暮色苍茫中，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
“薇龙正走着，背后开来一辆汽车，开到她跟前就停下了。薇龙认得是乔琪的车，正眼也不向他看，加紧了脚步向前走去，乔琪开着车缓缓的跟着，跟了好一截子。薇龙病才好，人还有些虚弱，早累出了一身汗，只得停下来歇一会儿脚，那车也停住了。薇龙猜着乔琪一定趁着这机会，有一番表白，不料他竟一句话也没有，不由得看了他一眼。他把一只手臂横搁在轮盘上，人就伏在轮盘上，一动也不动。”
又是这个动作，之前说过，乔琪乔只要略一动脑子，就会把头窝在臂弯里。薇龙对这个动作相当没有抵御力。这时候乔琪乔也不跟上来，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薇龙见了，心里一牵一牵地痛着，泪珠顺着脸直淌下来，连忙向前继续走去，乔琪这一次就不再跟上来了。薇龙走到转弯的地方，回头望一望，他的车依旧在那儿。天完全黑了，整个的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片，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一朵一朵挺大的象牙红，简单的，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
薇龙意识到自己对爱彻底认了输，这时的半山，外在的一切自然风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如主人公葛薇龙的心境，已经没有春天时那种迷蒙的美，没有了霓虹交错的热闹，也不是月光下的那种通透和迷离，围绕在她身边的是灰扑扑的现实，但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唯有对爱的渴求，不可遏制地蔓延着。
这一节把一段无望的爱情的酸楚写得再真实没有了，有时候让我们贪恋的不舍的，未必就是真相本身。薇龙难道不知道乔琪乔是个无赖吗？她不知道乔琪乔多么无可救药吗？只是某个记忆，某个瞬间，某一种感觉被不断强化，不断放大，它掩盖了其他的实质，让人自欺欺人，固执地期待着。甚至让人分不清，她舍不得的究竟是乔琪乔这个人，还是舍不得她所付出的爱，这些全然没有回报的爱，带给她痛楚的爱。
其实葛薇龙代表了一类典型的张爱玲式女主角，《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色，戒》里面的王佳芝，《小团圆》里的九莉。或许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看起来精明，对利益得失分析得头头是道，对经济也并不含糊，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单纯、天真的人，对于那种纯粹的、非功利性的爱情有一种殉道者的虔诚，似乎她们为了爱，可以不计回报，付出一切。这种爱可能因其他而起，但到了激烈时，就单纯的只有爱本身。
回到梁宅，葛薇龙与梁太太谈了一次。她问梁太太，乔琪乔不结婚是因为她没有钱吗？她虽然没有钱，但是她可以赚钱。这正中了梁太太的下怀，立刻又把司徒协的事情旧事重新提起来。至此，薇龙彻底算是走上了梁太太给她安排的路，从一个略带叛逆的自认为独立自主的女性，到最后荒诞地走上了自己所不齿的梁太太的老路，甚至还不如梁太太。薇龙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薇龙果然认真地练习起来，因为她一心向学的缘故，又有梁太太在旁随时地指拨帮衬，居然成绩斐然。圣诞节前后，乔琪乔和葛薇龙正式订婚的消息，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订婚那天，司徒协送了一份隆重的贺礼不算，连乔琪乔的父亲乔诚爵士也送了薇龙一只白金嵌钻手表。薇龙上门去拜谢，老头儿一高兴，又给她买了一件玄狐披风。又怕梁太太多了心去，买了一件白狐的送了梁太太。”
这正应了早先睇睇的一句话，“乔家一门子老的小的，都一手包办了”。乔琪乔原本还对这门婚事有几份犹疑，梁太太劝他，你要钱的目的是玩，但是如果娶个身家几千万的小姐，哪里有葛薇龙那么好说话。玩得不痛快，要钱做什么？你现在娶了薇龙，又有钱，又有自由，不是两全其美吗？过七八年，薇龙的收入大为减色的时候，你大可以找她通奸的证据，争取离婚嘛。一席话说得乔琪乔心悦诚服，很快就结婚了。你们看，乔琪乔和梁太太这两个极端的物质主义者，他们的自私、冷漠、势利、狡猾简直跃然纸上。
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我们读《第一炉香》，到目前为之，有见识到张爱玲在视觉化、电影化表现上的出色功力，在比喻和意象把握上的别出心裁。但到了结尾处，越来越接近惨淡的尾声了，她反而开始展露了一把戏谑的本领。张爱玲有几篇不多的小说便是以这种戏谑调侃的笔调写成，例如《琉璃瓦》、《红鸾禧》，反而这种轻巧的讽刺，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倒很常见。我们可以用《到底是上海人》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可爱、曲折的自我嘲讽。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是啊，如此荒诞、残酷的经历，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唯有放任才能暂时缓解、宽慰这种苦闷。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写葛薇龙与乔琪乔，在阴历三十晚上去湾仔看新春市场——类似于北方的庙会，那里“有的是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瓷双耳小花瓶；一卷一卷的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着“吧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拖着大红穗子的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小十字架；宝塔顶的大凉帽”。
张爱玲在自己的一篇散文《中国人的宗教》里面说：“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往往悲观。”在这里，张爱玲也将这眼下物质的、实在的、短暂的欢愉，与无尽的、无法把握的空虚做着对比。“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这种痛苦是不能细琢磨的，就像曹禺的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她其实是和葛薇龙非常相似的一个身份，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流落成为交际花。陈白露的命运是死亡，因为她把自己的未来看清楚了，觉得没有希望了，恐怖和绝望将她压垮了，于是她自杀了。但薇龙没有去死，她不是壮烈的，或者说作者无意造就一场激烈的死亡，去控诉这个冷漠残酷的世界，相反作者让薇龙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寻找仅有的残存的那一点生活乐趣，荒诞而苦涩。用张爱玲自己为自己辩护的话来说，悲剧的刺激性大于启发性，而她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所以她选择让这个美好、单纯，有一点自以为是的女孩子与这个冷漠、残酷、荒诞的世界并存，在苦涩中继续若无其事地生活。所以等待葛薇龙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呢？究竟她是会被这个残酷的世界吃掉呢，还是与这个庸俗的世界同流合污？我们没有机会知道，因为葛薇龙的第一炉香就已经燃尽了。
感谢收听细读经典之《第一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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