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中国家庭结构的新脚本是什么？
7月15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阎云翔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题为“倒立的家庭与后父权代际性：新家庭主义再探讨”（On Inverted Family and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Neo-Familism Revisited）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主持，并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杰教授参与评议。
讲座现场。实习生 黄羽婷 摄
“爷爷变孙子”，何谓“倒立”的家庭？
何为“倒立的家庭”？阎云翔首先引用了其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一位村民对黑龙江下岬村变化的描述——“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在阎云翔看来，这句略带戏谑的话语精准地捕捉了如今家庭生活的“倒立”特征。原先中国家庭具有的森严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其支点在于辈分、年龄和性别。家庭结构的“倒立”，就意味着家庭关系与家庭生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当然，倒立并非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现象。阎云翔追溯，首先，结构的变革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与政治领域的精英一次次自上而下的家庭变革的尝试。这直接导致了父系权威的消解，也是家庭结构倒立的主要原因；其次，共和国成立后，家庭日益成为管理治理的工具，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家庭组织也开始向理性化和工具化转型；第三，文化的濡化（enculturation）或者社会化进程中，知识传播的形式从纵向传递变为横向传播。 在子女教育上，长辈以往神圣的地位因为知识的匮乏受到了挑战，经历了权威的祛魅；而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野上看，在个体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今天的个人比以往相比，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同时，个体的身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合法化。而在情感、亲密关系和伦理等方面，个人遭遇所处于不同情境也引发了全新的争议、冲突与困惑。
在阎云翔看来，上世纪80年代或许是家庭结构出现倒转的最为关键的节点。在这一时期，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流动两者共同加剧了人口结构转型。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出现使得家庭资源分配和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代际关系结构中，祖辈、父辈和孙辈形成了“4-2-1”的倒立格局。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留守老人和随迁老人，他们或留守在乡镇，或随迁到城市，成为子女关爱的提供者。隔代抚育的模式和漂泊无定的身份使得他们脱离了原本维持权威的语境。
人口结构的转型也促使原先的父权文化出现了空心化的趋势，导致了婚后从父居（patrilocal residence）、父系宗族（patrilineal organization）以及父系财产继承权（ patrilineal inheritance）这三项构成父权制的重要特征的衰落。
阎云翔。 高剑平 澎湃资料
从“孝文化”到“后父权代际性”——新的研究视角
阎云翔接下来对“父权”做了更加清晰的定义和区分。在古典的父权理论框架中，如摩尔根、马克思与韦伯所指出，父权是代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长辈对晚辈所行使的权威（authority）、特权（prestige）与权力（power）。在中国社会，这主要表现为在伦理思想和政治实践之中的家国同构。而在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为父权研究引入了全新的视角，他们强调男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通过性别不平等的关系来运作的。
现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是，中国的家庭已经经历了父权家庭的空心化：代际关系这个轴线已经几乎被完全掏空，有名无实，或者出现了关系的逆转，即晚辈对于长辈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代际关系与性别权力仍然纠缠在一起。阎云翔以对“母职”（motherhood）的热议为例，说明，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看似提高，但是似乎仍然与孩子的表现紧密挂钩。可见，在一些情形中，虽然家庭结构已经“倒立”，但是代际中的父权文化仍然可以通过并未翻转的性别关系，将某些结构继续延续下去。
从“父权”到“后父权”时代，旧的“孝文化”框架已经难以研究新的中国社会变革。阎云翔指出，家庭研究学者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视角和方法。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工具，“代际性”（intergenerationality）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代际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关键的变化。相比于孝顺，这一表述价值相对中立，没有预设特定的价值观。同时，它有着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关注。主位视角在现有家庭研究理论中往往缺失。强调主位视角，同时也使得其有着对于主观能动性和互动性的观察。另外，在传统父权家庭中，亲密关系和情绪被有意识地阻止，因为这会妨碍“孝”的实践。而引入“代际性”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探讨曾经在孝文化中被忽略的情感纽带，亲密关系、关爱等问题。
同时，“代际性”的引入也让我们看到“后父权”时代所导致的很多新的社会与家庭问题。比如，亲密关系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个体界限的模糊和丧失，这使得家庭成员之间不分你我，从而不分长幼大小。这使得家庭成员相互干预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在“替对方着想”的考虑下，可能会导致更多冲突的发生。
在全球化的时代，个体认同并未走出传统的模式：我们仍然要依靠最亲密的人来界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当失去了过去的制度保护和公共服务之后，这种一体化的认同关系反而加剧了人际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外，当代孝道危机的确得到了缓解，但是原有理论框架中很难注意到的是子代所承担的心理负担。而新形式的心理创伤，比如对于“原生家庭”的讨伐也在今天显著地增加。不仅如此，子代从小接受着加倍的关爱，但也积累着父母所施加的潜意识：“爸妈对你这么好，之后要好好报答。”这的确培养了子代对于亲代的感恩之情，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报答”往往无法圆满实现，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内疚、不安和愤怒。这些心理和情绪往往超出家庭生活本身，并且通过个人的表达进入到了公共领域。
同时，阎云翔也提出了“后父权代际性”的概念，以为研究家庭社会关系所开辟的新路径。随着很多夫妻婚后居住形式的变化，嫁出去的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这背后展示的是母系和父系“双系”家庭组织的出现。其次，因为母职角色的重新定义，也在促进着传统家庭结构的重新变迁。另外，代际关系完全有可能突破家庭关系本身，将分散家庭联结在一起，实现互利共赢。阎云翔以“彩虹父母”（rainbow parents）为例，这些接受孩子“出柜”的父母实际也在经历着道德上重塑自我的过程。当他们面对家中的其他亲人，走到社会和街头，去争取群体的利益，实际上也在拓展着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认知。除此之外，自闭症父母，阿兹海默症群体的子代也都在走出家庭，联结在一起，帮助社会去理解这些少数群体的境遇。这对于公共生活的建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新家庭主义：个体与家庭博弈的动态过程
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主义主要表现为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利益，个体忠诚投向家庭。这需要依靠家庭内部的等级关系来维持，体现的是长辈对晚辈，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优势。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改革者为了建立公民与国民意识，力图推翻家庭主义对人的束缚。但是，家庭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并非烟消云散。阎云翔提出的“新家庭主义”，是对于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家庭问题的某种观察和总结。这包含四个面向：首先，家庭生活的中心由祖辈转向孙辈，家庭资源集中到第三代，这是一种“下行式的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它冲击了既有的父权家庭结构原则，也体现了代际之间关于“孝”博弈的复杂过程；其次，代际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日益重要，它再次取代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第三，物质主义与新家庭主义形成表里关系。如今，衡量家庭生活的幸福往往有着明确的物质性指标，如宽敞的房子和轿车，这与传统家庭主义中对于光宗耀祖的追求有着显著的区别；最后，在个体幸福与家庭幸福、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被认为同等重要的今天，个体与家庭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张力。
在新家庭主义的框架和实践之中，即兴发挥（improvisation）是一种新的策略和机制。阎云翔解释说，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对于家庭生活“应该”怎么样的老“脚本”无法得到完美的演绎，因此不得不进行临场发挥。但是，在千差万别的应对方式下，其指向的仍然是被普遍认可的道德伦理准则。其次，代际性在新家庭主义中日益变成一个需要经营的关系。当原有的父权文化逐渐丧失束缚力后，这一关系成为充满了博弈的动态过程。
在讲座后，刘少杰教授进行了简单的评议。他指出，作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在学术研究中也应被放在其该有的地位，并且以此去进一步研究社会建制和变革，阎云翔教授的视角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复杂的社会变革，考察当代家庭关系的变化无疑是重塑中国社会资本的重要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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