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热爱的名义重返诗歌现场 评姜红伟《诗歌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诗可以说是所有文学形态里最泛社会化的,四五诗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都是曾经引起整个汉语文化瞩目的思想潮流,而这些诗潮的主力基本上是当时身处大学校园的大学生群体的创作。相对于其他社会人群,他们最先闻到思想开放的气息,容易得风气之先,于是成立诗社,办手抄报,油印报刊,并互相赠寄,以浸染着大串联色彩的文学交流方式,将诗歌的写作和评论普及到社会生活的边边角角,视其为交流青春情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载体。其实,与其说大学生诗歌是一次诗歌美学的单一呈现,不如说是一次以诗歌为号召的时代青春思想的展演,形而上的精神探索在寻找“美的历程”中勃发,并因之而为整个80年代的社会情感奠定了基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整体命运的边缘化,诗歌长时间孤独寂寞了起来,除了圈子里自我营造的喧嚣,从诗性价值到社会认同,一系列的负面体验浸泡着诗坛。于是,辉煌到极致的80年代,成为新诗“追忆逝水年华”的回望之所,以期在寻找历史的足迹中,整理行装,获得重新出发的信心。
在众多“回望”的方式中,口述的方式被重点引入进来。姜红伟的这本《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以下简称《诗歌年代》)的出版,从资料考辨,当局者访谈,图片影像等各种视角,将口述史的历史现场感和对话的时空交错感融合在一起,立体地展现了大学生诗歌的全貌,从一个局部为当代诗歌史的书写提供了有力的资料和视点支撑。
应和时代要求的选题。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如青春激流般,迅猛来袭,自然也去的匆忙,作为时代思想性事件,自然无法更多地从诗歌美学层面为新诗提供教益,很容易时过境迁。从90年代起,新诗步入到欧阳江河所说的“中年写作”阶段,和曾经的青春昂扬的幼稚宣告断裂后,新诗的美学建树有着质的飞跃,人们更容易忘掉孕育诗歌大树的青苗时期,但无论是诗人还是新诗,成长时期的诗歌营养却时时左右着新诗的走向。《诗歌时代》的出版,可以说为新诗审视历史提供了重现诗歌历史的舞台。
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话题设定的核心性。除了珍贵史料照片的揭示,该著作的篇幅全是访谈录,这不同于事件当局者的独语式口述,而是持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当下性视角出发的历史重构,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的偏狭。如何克服这种视角所难以克服的天然局限性,在历史时空的客观隔离中,实现事件追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话题的设计和访谈对象的选择自然是关键。这一点,《诗歌时代》做得比较审慎而有效。首先在话题设计上,著作呈现出的是以点带面的构思风格,也就是以80年代诗歌的核心命题为中心,在整体访谈结构框架不变的情况下,针对访谈对象的个体情况,做有针对性的适当微调,话题比较集中。其次,充分认识和发掘校园诗刊的媒介意义,以此为突破点,重述1980年前后,大学生诗歌社团和期刊的生态,在对话中展现了77级和78级大学生的诗歌理念。第三,在代表性人物的选择上,既注重地域上的普遍性,又注重大学生诗人的重点性和厚重性。
毫无疑问,今天的诗坛是喧嚣和躁动的。诗歌评奖、学术会议,甚至是争讼纷繁的“诗歌春晚”,这一方面昭示着诗歌在形式上的回暖,另一方面更加剧了诗歌在名利场的诱惑中的焦虑。能够安稳地这么沉下心来捡拾诗歌历史,为今天红火的诗歌提供历史镜子的人,都是对新诗热爱而忠心的守护者,可以说,姜红伟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几年来,他的诗学访谈遍及大江南北,《诗探索》、《诗歌月刊》、《岁月》、《星星诗刊》《伊犁晚报》等专业的、非专业的刊物纷纷为其开设专栏,忽如一夜春风来,社会文化的认可,良好的社会影响,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的更多成果面世,开出千树万树的诗歌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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