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
《民国学者与故宫》，肖伊绯著，故宫出版社出版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自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出故宫，500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也一直是中国最高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说，所谓“正统”与“道统”的中国文脉，500年来皆天赋于此。
王国维、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陈寅恪等的人生际遇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几年来，因为从事近代思想史与民国人物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我时有发现近代学者与故宫之间的联系种种。不难发现，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的中国，看似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故宫，却以各种非常方式再次“闯入”历史。故宫从一座皇宫到一所博物院的转变历程，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历史篇章一章接着一章而来。仅就知名民国学者而言，王国维、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陈寅恪等，他们的人生际遇无不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学术上“独立自由”，在精神上“始新终旧”的民国学者，王国维无疑是典型代表，且与故宫及其旧有政治文化秩序联系最为紧密。无可否认，作为王国维精神世界之中心的故宫，在其“行走”了17个月之后，这座精神圣殿就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而发生“逼宫”事件（溥仪被迫搬离故宫）中，轰然倒塌，化为乌有。一直对现实世界无欲无求的王国维，其个体生命唯一能获得存在感的那个精神世界，此刻也荡然无存。一生保持着精神洁癖的王国维，当然义无反顾、毫无留恋地要一死了之，带着为道统陪葬的意志，以及那个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神圣归宿感的“故宫”，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王国维开始，梳理与探寻故宫的近代文脉，似乎总绕不开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的“逼宫”事件。于是，围绕这一事件，我将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对此事件的不同反应，作为后续篇章，以此比较旧式传统文人与新派知识分子对“故宫”这一文化象征的迥异心态，希望藉此予今世读者某种微妙深沉的观感。
可以看到，这批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勇立潮头的新派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乃至故宫本身的文化意义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对溥仪的遭遇抱以深刻同情，对整个故宫的命运予以高度关注。1924年11月5日，已经两次进宫见过溥仪，对这位末代皇帝印象并不算坏的胡适，突然听闻了冯玉祥兵占故宫的消息。他为之愤愤不平，当即给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写公开信，抗议民国军队以强暴蛮横的姿态驱逐逊帝，背弃了早已签订的《清室优待协议》，强调说这一事件实为“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随之而来的，康有为四处游说欲请溥仪还宫，章太炎坚请政府拒还故宫等等，都可以看作胡适这封公开信所衍生的争端种种。当然，胡适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争，终究还是以溥仪迁居、故宫国有而告终，但善待国民遗产、慎管故宫古物的动议，多多少少还是对当局有所触动。当时写联名信抗议胡适的李宗侗，后来就成为故宫文物的清理与保护者。
在“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前后，沈兼士、陈垣、罗振玉、傅增湘等民国学者扮演了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重要角色
诚然，皇权终究为民权所取代，皇宫终究成为博物院，历史潮流无可阻挡。接下来，则是深藏于故宫的史料文献宝库大门就此洞开，故宫文献的整理与利用被历史性地提上日程。鲁迅曾经写过《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将民国建立之初，故宫“大内档案”的散佚乱象一针见血地披露，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各种“内幕”消息纷至沓来。
“大内档案”是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朱谕、实录、则例、典籍、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它档案。清代内阁历年来所形成的档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时至晚清，政局动荡，清廷早已无暇监管历年来形成的巨量内阁档案。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决定将所存大批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因学部参事罗振玉呈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焚，由学部暂管，这批档案始躲过一劫。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内阁大库档案又改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历史博物馆，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档案初步挑选出来放置于故宫午门楼上，剩余的档案则装入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之中。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又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其中大部分档案装了8000麻袋,以银洋4000元售出，这即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在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沈兼士、陈垣、罗振玉、傅增湘等民国学者悉数登场，各自扮演着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重要角色。将他们与故宫的这段因缘，清楚明白地叙述出来，自然是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的又一重要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故宫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文化脉络中继续享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文史学术方面居于重要地位，皆与这部分曾经出入故宫、清点内档的民国学者有着重要联系。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为故宫古建做测绘的梁思成、刘敦桢等；还有为研习古代绘画，终日坐在故宫展厅临摹古画的金拱北；为接近溥仪以观故宫秘藏古画，乔装成日本画商的张大千等。
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年间，故宫所蕴含的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日益焕发，为民国学者们施展才华、深入研究提供了巨阔无比的平台。但随着抗战爆发，时局动荡，这一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为旷日持久的“国难”所中断。随之而来的，故宫古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故宫古物的迁移历程中，蔡元培、陈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而在“古物南迁”之前，故宫古物远赴英国伦敦艺展，以及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苏联等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将其赋予了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梳理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民国学者在这些事件中的言行与影响，作为百年后只能在故纸堆中神游现场的我辈学者，虽殊觉困难，但更觉历史意义非凡。
来源：北京日报
衔接：故宫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最重要的是以现代理念而不是以传统观念看待故宫文化、传统文化，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建设先进文化为方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新辉煌为目标对待故宫文化、传统文化。
故宫成为公共博物馆，早在1925年，开馆的那两天人数，超过这些年最高的人流量。当时闭馆之后，工作人员捡出了很多被踩掉的鞋子。这里，以前这是皇帝住的，现在老百姓也能进去了。这就是文化的转变。
不光是故宫，世界上很多大博物馆都是这样的。比如很多园林以前都是私人的，现在是市民的公园，这就是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型。从私人独享到公众共享，这就是发展的方向。
过去的皇宫已经转化为现在的博物馆。传统帝制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是引导人们理性认识帝制文化的“标本”，而不是让人们崇拜皇权“明君”的“圣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世界问题。
文化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服务对象的根本性转变，毫无疑问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由权力、财富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垄断形态向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民主形态的文化转型基本完成。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从审美的角度、艺术的角度认知，在衣食住行解决的基础上，就是你的审美选择、审美趋向。比如，我们从紫禁城看建筑文化、建筑审美，吸收的灵感放到今天的城镇化的建设中。如果这样，还会不会有现在的千城一面？从各有特色的建筑里面，吸收灵感建设我们的家园，我想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只有这样，传统的文化才有力量。
对于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要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过去的创新，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新，是未来的传统。
新闻推荐
本报讯（孟源实习记者任凤）为提高外卖骑手交通法制观念和文明交通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4月17日上午，秦都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