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是对民意的回应
最高检12日发布《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指出，检察机关将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推行未成年人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推动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有效衔接。（2月12日中国之声）
最高检文件中关于“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的表述尽管只是只言片语，但其所传递的针对“涉罪未成年人处置”的制度转向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消息一经放出，立即在网上获得了积极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对类似的“新动向”早就期待已久，而今官方的明确表态，也算是回应了民意吁求。前段时间，由“12岁弑母少年返校读书”“14岁少年被抓叫嚣还能再偷400天”等标志性案件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以探索制度变革的方式，得到纾解。
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其所指向的，显然是过往公检法在处理未成年人涉罪案件时情形区分不明显、对应关系不清晰等老问题。一个尤其值得担忧的事实在于，刑法“不满十六周岁的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在某些地方的执法、司法过程中，往往被曲解成了“不满十六周岁的不予处罚”。12岁弑母少年获释后竟直接被送回原校读书的离奇之事，就颇具代表性。这种不过脑的轻纵，简直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鼓励。
众所周知，刑法关于“刑责年龄”的规定由来已久，在一些人看来，对其是否适应当今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和防范、惩治犯罪的需求，着实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毋庸讳言，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恶性化有目共睹，这与心智早熟、反社会人格、情绪障碍等等在新世代人群中比例分布关系密切。而为此求解，绝对不能继续单纯寄希望于犯案少年悔过自新，而更多还是要通过保护性隔离、强制矫治、心理干预等等手段，来实现教育感化挽救。
最高检表示，要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而所谓“分级处分”绝不仅是抽象的“理念”或“规范”，更需要以一系列具体的底层设计来支撑。比如说，二次犯罪风险评估，社工服务、心理行为矫治服务，以及专门的工读学校等等。过去很多时候，并不是公检法不想对涉案未成年人“分级处分”，而是客观上确实没有条件进行“分级处分”——这一窘境在农村、在一些中小城镇，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说降低刑责年龄尚不可行，那么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无疑算是不错的替代方案。当然了，有“分级处分”的意识，还得有“分级处分”的条件。补上软硬件建设欠账，创造条件让公检法相关部门有足够选项，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分制度，才真正有落地可能。（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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