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亮程：警惕现实 拉开一个时间距离去审视现实
夜色已落，刘亮程走进长乐路的“食为先”，点了清炒草头、黄鱼馄饨和小炒肉三只小菜。这位新疆作家回忆起在上海的黄浦江坐轮船，“看着江在晃动，人在晃动，江边的楼是新的，江水却是旧的，灯火辉煌，就像一个梦，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出生到现在，刘亮程在新疆已经生活了56年，五十岁刚出头时，他在天山东麓的一个村庄建了个书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总有人慕名而来，想见一下《一个人的村庄》的作者，这本20年前出版的书是刘亮程的成名作，至今仍有众多读者念念不忘。
刘亮程。视觉中国 资料
刘亮程与文学的结缘跌跌撞撞，他毕业于农业机械专业，最初想做一个数学家，后来成了诗人，因散文成名后，又写起了小说。“在我二三十岁最寂寞的时光里，我糊里糊涂写出了一部好书。那时我能听懂风声，可以对花微笑。我让自己单独地处在一个村庄的地老天荒中，静悄悄听万物的灵说话；后来我说话时，感觉万物在听。”
“那个年代的诗歌写得太好了，当我读到海子，读到北岛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绝望的。”刘亮程说。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诗人，被迫接受了散文和小说的外壳，而保留了诗歌的血脉，诗歌的灵魂。
《捎话》
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捎话》中，他让一个人和一头小母驴，背负着“捎话”的任务，穿越战场，跨越语言间的沙漠与戈壁，见证生死，书写了一首属于新疆，属于历史，属于宗教，更属于刘亮程的魔幻之诗。
人物是作家内心裂变的花瓣
澎湃新闻：新疆是你的家乡，如何看待新疆和它孕育的文学？
刘亮程：我不敢说新疆是我的家乡，一个人的家乡怎能像新疆一样辽阔？《捎话》背景源于新疆一段久远的历史，历史是一棵长生树，有百年开花结果，亦有千年开花结果，我们正生活在新疆历史的漫长结果里，历史不是小说的结构，也不是它的细节，我的小说想让读者看见那个历史中的一次开花。当我虚构这段历史的时候，它已经被我放下。好的小说一定孤悬于历史之外。
新疆文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语文学，1980年代掀起的西部诗歌潮流，不少诗人诞生于新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人作品曾在全国引起不小轰动。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小说家和诗人，因为语言关系，他们处于中国大多数读者的视野盲点。许多中国读者喜爱欧美、拉美文学作品，不妨也把目光投向新疆，那片土地一直在为文学创造惊喜。
澎湃新闻：《一个人的村庄》是你的散文代表作，而《捎话》是你作为小说家完成的作品。如何在虚构作品中安放自我？
刘亮程：即便是完全虚构的小说，作者也能找到方式，巧妙地将自我安置进入。他总是把自己隐藏在某个人物中，有多少人物，作者的内心就裂变成多少花瓣。无论是几个、几十个还是上百个人物，作家永远在写无数人性中的自己。
在《捎话》中，库的身上就隐藏了我自己。他所处的语言环境，也是我在新疆所处语言环境，新疆有十几个个世居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不时地会听到其他语言在发出声音，声音和声音的交汇，构成了小说悠长绵延的回响。还有就是毛驴谢，也是我喜爱的角色，在文学创作中，我喜欢使用“驴”这个意象，它们始终是我的知己和同类。
澎湃新闻：“驴”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刘亮程：我从散文到小说一直和驴纠缠不清，一直都在写这样的生命。这个世纪初，新疆曾经遍布着驴，到一个县看到最多的是驴，其次是羊，遍布驴车。过了这么多年，驴就在这个大地上走丢了，我们不能说被消灭了。驴的声音也没有了。这个人世再也不会被一双驴的眼睛看见，也不会被一只鸟的眼睛看见，人只是孤单地被自己看见和听见。
因为我是从万物共居的家园中长大的，我怀念被大家共同看到的，被万物共同看到、共同听见的那个世界。人的生存不被其他动物看见的时候，人世是不被证明的，人不能证明自己是存在的。他们把数万头驴从我们生活中牵走的时候，其实是把万千个神从我们生活中牵走。那个曾经悲悯地用一双驴眼睛看着人世的毛驴，那双眼睛永远定着的时候，其实驴所看见的人世已经不复存在了。
澎湃新闻：如何面对诗歌、散文、小说三种不同文体的创作？
刘亮程：我不甘心做一个散文家。我内心那种情怀和想象用诗歌表达就足矣，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降格写散文，然后再写小说。那时候在乡村青年的情怀中，诗歌是如此有高度，那些句子一句摞一句顶在天上，一个人的形象情感被这样呈现是多么高贵。后来赶上了一个散文的年代，被迫写散文。即便如此，我也是把诗歌写成散文，或者把散文写成诗歌，《一个人的村庄》多半文章是诗歌改就的，仍然没有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只是接受了散文的外壳，仍然保留着诗歌的内心和想象。
写小说，我肯定得走两条路，第一条路沿着现实主义和魔幻主义小说的方向老老实实讲故事，但是我没有那样讲。第二条路，可能是一个散文化的小说那样做。《捎话》做的更加极端，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只能用一个诗人，充满冒险、充满极度诗情的方式把自己的小说写完。只有这样写《捎话》才是刘亮程，一个心怀诗歌梦想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小说构建，而不是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的构建。
澎湃新闻：你对声音的感知，在《虚土》《凿空》中已有呈现。如何看待声音和语言对人类心灵的塑造？
刘亮程：自然的声音植根于我们的基因之中。在古代，人们创造了和万物交流的语言，这种语言在《诗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古人给一只鸟起名，使用象声词，将他们的声音恭恭敬敬地记录下来。
而现代人对自然的敬畏感没有了，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不屑于在动植物身上去花费心思。鸟概括了所有鸟，草覆盖了所有草，这就是现代文学。我们把那个曾经被我们的语言唤醒，被我们语言复活的那个自然世界丢掉了，也慢慢丧失了跟那个世界交流的语言体系。
人和万物的关系一度是共生的，语言也是和谐共通的。后来这些动物一个一个从身边消失，我在写《凿空》时就充满了失落感。动物曾经是人的邻居、帮手和伙伴，逐渐从家里被人牵走、丢失的时候，那个家庭就变成了人的家庭，变成了一家五口或者八口夫妻相视，儿女相望，从早到晚人声不绝的家庭。继而这个世界变成了仅仅有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也在听人声之外的其他声音，然后我就觉得人世是多么地荒谬。
澎湃新闻：《捎话》想复苏这样的语言体系吗？
刘亮程：《捎话》中构造的是一个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声嘈杂，各种语言自说自话，需要捎话人转译，语言也是战争的根源。语言消灭语言。人骑在驴背上，看似主人，而大地之上，高亢的驴叫声骑在低矮的人声上。驴在声音世界里的位置比人高。在忙碌奔波的人之上，鸡鸣狗吠也在往远处传递声音。塔、炊烟和高高的白杨树，是送鬼魂升天的阶梯，它们也是另一种语言。而所有的语言声音中，驴叫声连天接地。这种未曾走样无须翻译的声音，成为所有声音的希望。
在那样一个村庄里，狗吠不仅是狗吠，是四面八方的声音集合，还有尘土的声音，风的声音，灵魂的声音，《捎话》想复苏一千年之前的生态，完整地呈现万物有灵的声音世界。那个世界的声音。那个世界人的命运，甚至一头小毛驴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要将它自洽自足地塑造、呈现，作家想说的所有话，可能都隐没在小说中，让读者听到就是虚构的千年前那块土地上的所有声音，有些声音在现在已经湮灭，有些声音依然存在。
澎湃新闻： 死亡如此明显地走进你的创作。你如何在文学中描绘死亡和鬼神？
刘亮程：这部小说其实是一部死亡之书，描写了那么多的死亡，每一场战争都在收割人头，战争之后又有那些皮匠牵着毛驴到后面缝合人头，经常缝错。书中鬼魂就是因为一个毗沙将一个头和身子缝在一个黑勒人的头上，形成一个古怪的鬼魂。
但是所有死亡我都写得很漫长，我不想让死亡在我们通常意义的断气离世的瞬间结束，所有死亡我都创造了一种生，这个生在死亡漫长的过程中，死最后被鬼魂接住。整个一本书是我对死亡的书写和创生，我要创生出这样的东西，不甘于死亡。鬼魂也是，鬼文化中的鬼也是民间对死亡最大想象的创世，让我们安居这么多年，死了变成它，然后重新回过头来再去展望人世。《捎话》也写了无数回过头来张望人世的鬼魂。
《一个人的村庄》
乡村文学像一朵云，云朵下面还有一个真实的农村
澎湃新闻： 像《一个人的村庄》中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乡村，是否已经离现实远去了？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描述的乡村是一个早年记忆中的乡村。现在中国作家就是分不清楚两个概念，乡村和农村。有些作家在写现代乡村的时候，其实写的是现代的农村。乡村文学像一朵云，云朵下面还有一个真实的农村。
乡村是我们古人通过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起来的精神文化家园，这个家园在《诗经》之后，唐宋诗词之后，山水国画之后，慢慢就消失了。它变成了一个文化和精神，被我们继承下来。我所写的那个乡村，它是一个远去的乡村，我写的都是自然。写的是那一小群人，或者一村庄人，在自然中的生活，在自然中的梦想。在自然中的睡着和醒来，我不用写它的美好，它的自然使人美好。
在菜籽沟，遇到一个老太太的葬礼，突然路边停了上百辆车，车牌号也都从外地来，一问才知道老太太不在了，从远处来的人，肯定有她的儿女，近亲和远亲。看到那样的场面，你会觉得乡村文化体系还能怀孕。虽然有时候不管你的生，但还在管你的死。一个村庄离开一半人，剩下一半人仍然会把乡村文化体系保持完整。
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运动。这些都不在我的关注中，因为我没有记忆。一个时代的重大命题，不见得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选择。作家有自己心灵停顿的地方。在我的所有作品中这些东西都没有出现，我觉得他们是小的。什么是大的？某一个早晨的太阳升起是大的，某一个黄昏的太阳落山是大的，某一天中午，突然的一声狗吠是大的，这些东西是永恒。
澎湃新闻：作家应当如何理解乡村，书写乡村？
刘亮程：作家在呈现乡村的苦难之前，要先理解乡村。中国的农民早已学会消解苦难的方式，不理解他们过日子的方式和文化，如何呈现人的苦难，批判人的苦难，改变人的苦难？
我们不能用城市的物质欲望，去判断乡村的生活。看似苦难的乡间热闹不断，笑声不断，当然哭声也不断，所有的文化乡村文化体系，都是在这个贫穷和苦难中建立起来的。乡村文化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接受和认命，在认命的过程中，把好和坏都认了。这样的生活无法反抗，反抗能让一亩地麦子能打出三亩地的麦子吗？千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改变农村，只能改变它的面貌，不能改变它的精髓。
在古时的乡村，有一个“衣锦还乡”的传统，一个退休官员回到家乡，用一生的财富盖一个深宅大院，50岁、60岁到80岁这个阶段，可能会在乡下很有作为。以前都是这样。以前官员退休回去办个私塾，用自己多余的银子，给乡里铺路修桥。当一个成功的乡邻在外面获得那么多智慧和财富之后，他带着这些东西返回家乡，就给他家乡带来了外面的一个世界，让一次次破灭的梦再一次次重生，引领这些土地上没有翅膀的笨重生命，朝天上仰望、飞翔。
《在新疆》
当作家看清这个时代的时候，文学才会产生
澎湃新闻：你被读者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当初是如何走上写作的道路？
刘亮程：我是学农业机械的，曾经算是个聪明孩子。一度想当一个数学家，但是发现自己没有这样的天赋。后来，我开始系统地写作，从童话开始写起，一直到诗歌，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作品发表于《诗歌》杂志、《诗歌报》、《星星诗刊》等等。
那个年代的诗歌写得太好了，当我读到海子，读到北岛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绝望的。后来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我开始写散文，那时候我已年近30岁，对文字的技能日臻成熟，我开始用散文去构建我曾用诗歌构建过的村庄，早年的记忆和想象又在我的笔下复苏。
澎湃新闻：和你同辈的作家中，许多人都喜欢描写时代、家族和宏大叙事，而你的作品似乎从来都在关注内心世界。为什么？
刘亮程：宏大叙事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作家的要求，而非作家应该做到的能力。只有当作家的世界和心灵产生关系的时候，才能准确地表述世界，这个世界的大与小取决于他的感受能力，无论外界多么浩渺，你只能呈现你的内心之大。作家只能居于时代的角落。
写大作品的作家非常多，写一个家族，写一个时代等等，但是，你认为作家真的写到了本质吗？他只是文字堆砌到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并未到达这个庞大世界的核心，只是像垒砖头一样把它垒完了。
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视点、自己的眼光，确定自己的位置，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去看这个人世。我并不是提倡作家远离现实，而是建议作家警惕现实，跟它拉开一个时间距离去审视。把现代生活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段去看，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跟着一个我们都看不清楚的时代去盲目地书写，你都不知道对错。
澎湃新闻：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亮程：文学应该是一个远离时代的东西。时间流逝100年，当作家能看清时代的时候，文学才会产生。文学面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生命史，在这样一个大的生命史中，任何正在发生的都是短暂的，人类的心灵史更长久。我曾经说文学是人类的往事，文学是第二次经历了生活，第一次是新闻，当一段生活被我们再次想起，再次感受，再次深入的时候，它有可能成为文学，我们此时此刻，不是文学是新闻。
澎湃新闻：在《捎话》中，你的语言撇去日常的细枝末节，直达事物本质。如此惊人的文本能力是如何炼造而成的？
刘亮程：我努力让我的文字修炼成精，然后用她去书写有灵万物。我不允许自己的文字邋邋遢遢，会对写出的句子反复删改，去除过多的字眼和连接词。好的文字是有生命力的，每个字之间就像兄弟姐妹，手拉手，有自己的呼吸。语言有其惯性，会在合适的时候终止，而许多作家不知道何时开始，何时停下。
新闻推荐
阳台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生长着一盆蟹爪兰。远望之,肥厚的叶片苍翠欲滴,绿得耀目,为这萧瑟的冬季平添了一抹生机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