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者的“炸街”风波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法院公开审理涂鸦案，起诉罪名为寻衅滋事，此案未当庭宣判
欧文的书桌。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摄
肇庆街道上，一处还未清理的涂鸦，写着丁满的英文名：DE。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摄
丁满画了一幅画，SEPT13是他进入看守所的日期。受访者供图
12月7日，广东省肇庆市下了场小雨，温度骤降10度。丁满（化名）穿着一身短袖校服，一头黑色短发、戴金色框架眼镜，黑色帆布鞋，出现在法院门口，看起来像一个乖巧的大学生。
为了这次开庭，他做足了准备，校服是找同学借的、耳钉和金手表刚摘、也没有戴帽子。面对法庭，他紧张了，问代理律师张颖慧：“他（法官）要是问我为什么画那些怎么办？”
法庭是个约40平方米的封闭房间，正中间坐着审判长，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坐在两侧，中间八个空的木质座椅留给嫌疑人，前面有横栏。丁满先被法警带进法庭，随后，欧文（化名）也被带了进来，他穿了件蓝色连帽卫衣，脚上蹬一双涂鸦图案的鞋子，套着橙黄色的马甲，背后写着三个大字：看守所。
这是丁满时隔三个月再次见到欧文，他觉得欧文“整个人都颓了”。
9月12日，大学生丁满和在医院工作的欧文相约，于凌晨2时至5时在肇庆市的几条主干道涂鸦，并于一天后被捕。9月14日，丁满的父亲收到起诉通知书，罪名为故意毁坏财物。一个月后，新的起诉通知书显示，罪名更改为寻衅滋事。
“炸街”
丁满是个刚满20岁的大学生，学国际贸易，这不是他喜欢的专业。内心里，丁满想学艺术，按照原本的畅想，如果读个艺术类专科，他现在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但他几次和父母提出来学艺术，都被拒绝了。
欧文即将25岁，是本地小有名气的涂鸦手。2016年，欧文曾在百度贴吧“涂鸦吧”里发帖，督促自己每周完成一幅大型涂鸦作品。在他书桌上留下一份设计手稿，这份用于9月12日“炸街”的手稿，经过八次修改才确认。
和欧文勤勉的涂鸦练习比起来，丁满从2014年到现在，没怎么画过大幅作品。他没有野心成为一个涂鸦艺术家，只是想玩一下，希望“什么都懂一点，对每个的审美都达到一定的程度”。欧文整日待在房间里设计字体的时候，丁满在听歌、玩滑板、看美剧和睡觉。
圈子里互相以英文名称呼，丁满早在2016年就和欧文成了微信好友，几次约他出来“炸街”，一直没碰上合适的时间，他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中文名字。
9月12日的夜晚，丁满一头金发，戴金色手表、拿金色手机壳，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子。欧文寸头，穿着短袖、短裤、黑色长袜和运动鞋，戴着顶深蓝色渔夫帽，随身背了个帆布包，像嘻哈歌手的打扮。
他们吃了宵夜，丁满记得自己喝了马蹄爽，欧文喝了酒，带着点微醺的醉意，两个人带了15瓶手喷漆，黑色、白色、紫色、橙色、啡色等等。
在当地涂鸦爱好者的圈子里，吃完宵夜、相约“炸街”是件相当平常的事。他们的好朋友文身师孟泽宇（化名）说，他看到好的地方就想“炸”，什么算好的地方？墙干净、显眼、高、能保留下来，越多人看到越好。
“炸街”往往选在晚上，他们总在晚上有灵感，更重要的原因是:晚上鲜有人注意，免于复杂的审批流程。
凌晨两点，肇庆的街道上已经没什么车辆，路边的大排档还开着，街灯照亮地面，橙黄色的光让氛围显得迷幻。丁满形容这种感觉“爽”、“自由”，拿着喷漆，遇到了空白的位置就喷上自己的英文名“DE”，圈子里，这叫做“收藏”墙面。
一篇论文中曾援引一位涂鸦手的话:“都说不知道我们花上时间和精力，冒着风险涂鸦是为了什么？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很让我们占便宜的事情，那么多画布在等着我们，随便我们去喷，白天还会有好多人去欣赏我们的东西。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从某个层面来讲，涂鸦和“XX到此一游”一脉相承，孟泽宇认为，“到此一游”就是涂鸦在中国最早的表现形式。最早“炸街”的黑人少年Cornbread，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轰炸”费城的贫民窟。当时，他迷恋一个叫Cynthia的女孩，把CornbreadLovesCynthia写得满大街都是，甚至把名字写在了动物园的大象身上。
因此，涂鸦手们称自己为写手，而不是画手，他们留下自己的标签，而不是画一幅图。
从一家名为goodday的文身店出发，沿着马路一路向前，路过烧烤店、便利店和已经闭店商铺的卷闸门，丁满和欧文在寻找可以“收藏”的墙面。当天行走的路线有约5公里长，一路走、一路喷涂，他们用了3个小时、10多瓶喷漆。
丁满喜欢电箱，独立的方方正正的形状；喜欢墙上的瓷砖，像是天然的画框；喜欢某个宣传栏下一人高的空白，处于拐角、墙面干净、引人注目。
街道上，路灯的亮度足以看清画着摄像头的提示牌，但丁满说，9月的那个晚上他太激动了，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这些。他感到自由、放纵，想象着第二天整个城市醒来，会看到满大街的“DE”，还有他设计的公仔头像。
根据事后的检方调查记录，9月12日凌晨2时至5时，丁满和欧文在包括供电箱、交通信号灯、围墙、公交候车亭宣传栏、灯布宣传画等留下了十多处涂鸦。
当时，丁满使用的喷漆是3厘米左右宽的喷头，“喷名字，一人高那是很正常的，按照比例算，你想想五个字母大概就那么大。”他说自己没注意到喷绘遮盖了一处宣传海报。
五点多钟，“炸街”结束后，欧文开车送丁满回到了校外的出租房。丁满兴奋得睡不着觉，一大早就去了goodday文身店。下午，欧文也到了，他打算画一个新的文身图案在小腿上：一条蛇缠绕着一瓶手喷漆。
小城涂鸦圈
Goodday文身店位于肇庆市中心区域，在统一粉刷成黄白两色的楼房堆里，这个蓝色的小房子显得扎眼。门外是鸡尾酒霓虹灯标志。
三层房子里，一层用作酒吧，二、三层均是文身店，这家店在今年9月刚刚开业，成为了当地小圈子的聚集点，他们被共同的爱好聚集在一起：涂鸦、滑板、街舞、嘻哈和文身。
从外形上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帽子是基本配置，阔腿裤、肥大的上衣、长袜钻出帆布鞋。“这是一种文化，方便隐藏东西。”孟泽宇做过最冒险的事是在高铁车体上喷绘，把喷漆藏在宽大的衣服里，他说画在车上能让自己的图画动起来。
“有人在纸上画，就有人在街上画，自己舒服比较好。”说这话的时候，孟泽宇歪斜着头，他用右手弹烟灰，手臂上画满了文身，一直延伸到手指。
孟泽宇见过市区里挂着横幅，写“黑社会的五大特征”：文身、戴金链子，仅说这两条，文身店里的朋友们都符合。
8月间一次嘻哈主题的聚会里，酒吧里挤进了50多人，警察突然出现，带走了现场20多位有外露文身的人，去验尿检测有无吸毒。从警察局出来的第二天，孟泽宇做了一处新文身纪念这件事。
9月12日下午5点多，文身店老板林雯（化名）发现来了个奇怪的客人，30多岁，看起来“很正经”。对方问：“你们这里是干吗的？”
半个小时后，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带着十多位便衣挤进二楼，要求带走店里所有人。当时，店老板林雯、丁满和欧文，总共9个人被控制，带到店门口，塞进两辆警车里。
当时，欧文的文身，刚画完线条，包着保鲜膜、淌着血被带走了。
在当天上午，肇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文明办）接到市民投诉：有人在街道上涂鸦，工作人员还以为是有人喝多了。调查后发现“他们是有规律的图案”，因此将情况反映至肇庆市端州区公安局处理。
在公安局关了18个小时后，除了丁满和欧文，其他人都被释放。
丁满画了一幅画，SEPT13是他进入看守所的日期。
审讯在9月14日进行，丁满被关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审讯室里，没有窗户、正对面两个角落各一盏白炽灯照在脸上。民警进来问话的时候，丁满甚至有点激动，终于有人和他说话了。
当天晚上10点，他被带到了看守所。
得知消息后，父亲去到文身店，发现他的电脑、iPad全都留在店里，看守所将手机交给他，文身店的人帮他解了锁。父亲这才知道，丁满每天都往文身店跑，宿舍对丁满来说只是一张床而已。
争夺墙壁
9月14日，丁满和欧文的家人相继收到了拘留通知书，显示罪名为故意损坏财物。
欧文的父亲找到儿子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卢伟（化名）想办法。两个人曾经一起上学读书、又一起放学后玩涂鸦，直到工作后都保持着每周见三四次的习惯。
卢伟记得，他和欧文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已经在街头上看到涂鸦。欧文从初中接触到涂鸦后，自己买书学画画，研究不同喷头的喷漆涂出来效果的细微差别。
欧文和他刚迷上涂鸦的日子，满城市寻找电箱、井盖、废弃的厂房、工地、无人管理的墙面，急于打上自己的标签，宣布占领墙面。但他们都喜欢老城区，“所以我们不去那边涂。”
渐渐地，欧文开始去外地参加涂鸦活动，和来自各地的涂鸦爱好者交流，在他房间的床头，至今挂着当时出席活动的牌子。
家里人帮欧文一切都安排好了，学医药专业，毕业后进社区卫生院做药房先生，每月2000多元工资，能休假十多天，足够他好好涂鸦。
2014年，城市对涂鸦管理还不严格，欧文甚至在一家法院的后门墙壁上涂鸦，保安看见了，只告诉他别画到正门就好。同一年，欧文和十多位当地年轻人，组成了涂鸦团体CYC。
CYC取自英文coveryourcity，寓意用涂鸦覆盖城市。CYC在肇庆一时风头无两，鼎湖山音乐节，全团队受邀为音乐节做装饰涂鸦。
2016年，当时风头正盛的CYC还做了一件大事：改造西江河提。此前，西江河堤几乎是一片荒地，地上留有垃圾，墙面爬着青苔，只有一条不平整的土路贯通。CYC的涂鸦手们捡走垃圾、清洗墙面，并统一用喷漆为河堤上了底色，以此为基础涂鸦。经过了近一个月时间，河堤形成了高度3米、总长超过30米的涂鸦墙，过河的船只、过桥的车辆都能远远瞧见，甚至在微博上引起了游人打卡拍照。
本地媒体报道了此事，并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标题为“市民有赞有弹，支持者盼设涂鸦专区”，欧文接受记者采访说，涂鸦墙是城市年轻、富有活力的象征，涂鸦只是涂鸦爱好者用别样的方式表达热爱自己的家乡。他希望涂鸦文化能成为肇庆的一道新风景。
那一年，大学生丁满刚来到这座小城读书，坐出租车路过大桥便看到了河堤的涂鸦。
一个月后，涂鸦墙被水泥覆盖，取而代之的是“爱护大堤，人人有责，严禁破坏防洪设施”的宣传标语。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端州分局城西执法大队的杜队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全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而涂鸦是乱涂乱写的一种，所以我们依法依规对城区的涂鸦进行整治。”
创文运动的直接成果是，街头涂鸦被清理干净，那些曾经的废弃工地、厂房被重新发现，统一贴上了创文标语、宣传海报。2016年6月，“文明肇庆”发文称：城区内各路段公益宣传画覆盖率达100%。后来，CYC也因为内部原因解散。
刚来肇庆的时候，丁满总是迷路，这里每条街道几乎都一模一样，围栏、路灯和路牌，旁边的高楼都长得差不多，到国庆节，所有街道都挂着同一款式的红色灯笼。丁满觉得这座小城没什么实力强大的涂鸦爱好者，文化氛围比不上广州。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灵魂”。
“压抑”、“没有个性”、“丑”、“没有味道”，一些涂鸦手们评价这座城市。原先，很多居民自建的瓷砖墙面，红色、白色、蓝色都有，有人会用瓷砖拼成图案。到现在，居民楼被统一粉刷成了明亮的黄色。
“我只想用一个好点的创作来让这个墙更好看一点，我没有恶意，”丁满解释自己的“炸街”，那些电箱全部是一样的颜色，“一成不变，就像机器人一样”。
第二次笔录中，询问人问：“你们为什么要用手喷漆去破坏财物？”
“我们是一种宣泄，同时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欧文说。
涂鸦的代价
刚进看守所，丁满被犯人们控制住、在墙上搜身，有个满身文身、留着寸头、凶神恶煞的人走过来，“小子，你是混哪里的？”
丁满说，“我是搞艺术的。”
他反过来安慰丁满，放心，你是这里面最轻的。同一个监区的有诈骗犯、强奸犯、小偷和经济犯罪，他们告诉丁满，如果父亲请了律师，他很快就能出去。
丁满眼睛近视400多度，被捕的时候戴着隐形眼镜，害怕摘了看不清楚被人欺负，他一直戴着隐形眼镜四天，直到眼睛干涩难受得受不了。
丁满喜欢对着头顶一盏灯发呆。晚上周围的人都在聊天，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对着那盏灯。同监区的狱友问他，“你怎么看那个灯？”
“迷茫。”
看守所整日搞卫生，每天擦四遍地板。当时正值中秋节，班长通知他画一幅欢度中秋的黑板报。丁满画了长城、天安门和烟花，写着四个大字：中秋快乐。
黑板报画完以后，看守所的人对他好些了，总有人实在无聊就走到黑板前看看，对着黑板报夸“不错不错”，“老大”还奖励了他一个苹果。
过完中秋节，国庆节的黑板报也在筹备，丁满拖着不愿意动手，“我说再等等，我不要在里面欢度国庆、欢度元旦、欢度春节，就这么一直欢度下去。”
丁满被关在看守所的日子里，父亲请了假，每天往返于广州、肇庆，主动赔偿、请求受损商户出具谅解书、找到丁满曾经涂鸦得奖的证书。
关了14天后，9月26日，父亲办理了取保候审，把丁满接了出来。他一下子觉得，父亲憔悴了，站在看守所门外像干枯的树枝。丁满想过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要说对不起、我错了。“但是最后就说了一句，我们等会去哪儿？”
父亲带着丁满去文身店收拾东西，回了学校，丁满开始“想干吗就干吗，晚上也睡，中午也睡，白天也睡。”他总梦见自己在看守所，来来回回擦地板。
欧文没那么幸运，9月13日收到拘留通知书后，罪名写的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卢伟托人问了朋友，对方回话：罪名不大，一般都是私了，最多关15天。
他们算着日子，等15天后，欧文还没出来。又托人去问朋友，回话说，最长拘留时间是37天。又等了22天后，欧文还是没有出来。
欧文父亲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10月9日是欧文的生日，父亲给他订了个蛋糕，但欧文没回来。欧文似乎也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写给父亲的信里，叮嘱他要替自己还花呗、还话费，当月话费账单800元。
10月18日，两人的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罪。起诉书中称：被告人丁满、欧文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
丁满的代理律师宋福信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认定标准是经济损失5000元以上，起初检察院对丁满及另一当事人涂鸦毁坏的物品做了价格鉴定，认为损失共计5638元。
宋福信律师辩称，实际损失不足5000元，故意毁坏财物罪不成立。随后，检察机关变更罪名，定为寻衅滋事罪，该罪名造成损失2000元以上，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一份看守所的《社会危险性情况证据表》中，“作案后为逃避刑事责任一直潜逃在外，并在潜逃中被抓捕归案”的一栏打了钩，也成为量刑时的参考因素。
被改变的生活
开庭那天，欧文的话很少，他已经被关了三个月。庭审环节，欧文的回答都在10个字以内，最后陈述环节，他一言未发。丁满在最后陈述时说，他认识到了错误，但认为自己的错误不应当付出刑事责任这样大的代价，一旦最终判决刑事责任，他将被学校开除，未来迷茫。
丁满的辩护律师宋福信认为，涂鸦图案具有明显的设计感和表现力，因此不同于“到此一游”、“办证”、“治病”一类的城市牛皮癣，“目前，肇庆没有合法的涂鸦墙，艺术创作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有人走向街头、让更多人发现涂鸦这一艺术形式，这是一种‘先破后立’，推动城市管理完善。如果此时用刑法打压，会扼杀艺术的成长与发展。”
“创建文明城市，文明不是表面的文明，艺术、创新的包容也是城市文明的体现。”宋福信还说。
丁满的第一次笔录记录于9月13日，民警问他是否需要法律援助律师，丁满马上回答，需要。但四次笔录里，欧文均拒绝了法律援助，表示“暂且不需要”。
丁满觉得欧文很单纯，“这件事情真的有点过分，如果这时候思维还是那样的话，可能没救了。”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丁满觉得自己没办法相信任何人了。“以前我很重情重义，但是现在出来以后就觉得，都是些狗屁。”他很少再去文身店。
丁满还把社交网络上的东西基本都清空了，手机相册也全部清空，像是立志和过去告别。
丁满把手机备忘录打开，记录着他刚离开看守所时的心情，24条，挨个念给记者听、一条条解释自己的思想：
“每天行尸走肉、失去自由、失去权利、失去享受”：每天关在学校出不去，取保候审限定不能离开所在市县，除此以外，父亲禁止他再去和文身店的朋友们在一起。
“20岁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迈出的重要一步，从幼稚走向成熟”：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丁满还画了一幅画：一张日历，第一页是9月13日被捕的日期，中间点了几个点，然后是9月26日被取保候审，中间的这些日子“咔嚓掉，不想回忆。”
他在大腿上文了新的文身：12C174，那是他在看守所的编号：12仓、174号。文身正处于大腿上穿着短裤会摩擦到的位置，刚文好的几天，他得提着裤子、绷直腿走路，疼痛提醒着他这一切。
欧文的nice账号保留着他的一切痕迹，那是个涂鸦圈子的人喜欢用的社交APP，最后一条更新停留在9月12日，那是张事后使得他失去自由的涂鸦照片，配文用粤语写着:人生本就是游戏，没必要玩得太累。
12月7日，庭审结束后，父亲又想着欧文马上回家了，给他洗了被子。但欧文没有回来。
四天后，父亲给医院院长写了信，为他辞掉了当初安排的这份工作。
新京报记者卫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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