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振:回自己的祖国去
“如果当年没考大学,我可能会去农村当一名赤脚医生。像我哥哥姐姐一样下乡,我父亲就是一个医生。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很难有机会能学知识。”2017年5月5日,中国的上空第一次飞翔着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作为中国商飞北研中心副总设计师的张嘉振,此刻心绪激荡。
8年前,48岁的张嘉振在聘任合同书上签字,成为中国商飞引进的第一位海外专家。这位欧洲空客集团的高级工程师,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两个月后,他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观礼。站在天安门广场,他被这里雄浑壮丽的一切感染着、激动着。
张嘉振在家中排行第六,比五个哥哥姐姐都幸运的是,1977年他一上高中就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打住了念完三年就下乡的念头。因为数理成绩好,他高二就被推荐“试考”一次,摸摸底。1978年,张嘉振和从兵工厂赶回来的二哥、从农村回来的三哥一起走进考场。整个考场他年龄最小,却最是轻松。“当时觉得好玩,跟高年级学生一块考,不是想自己上大学。先考了四科,觉得还可以。老师告诉我最后一科是语文,你不考了。语文答卷我也答了,自己心不甘看题目,但后来全划掉了。”
第二年,他又和大哥一起考。兄弟四人高考用的同一份复习资料,谁也舍不得往上画一笔。在录取率不足5%的那两年,张家考出四个大学生。张嘉振回忆。“当时借一本复习资料相当相当困难,没有书可看,文化大革命学的知识非常浅。我家因为‘文革’前我哥哥们考大学,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数学、物理书。有书了就可以学,书很干净,都是看了题自己拿纸在下面演绎。”
张嘉振接受记者采访
中国引进第一架空客飞机的1985年,张嘉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力学系继续攻读硕士。这一年,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潮”席卷全国。上海复兴路的三角花园里人头攒动,大家自发聚集、交流着留学信息,北京的外国驻华使馆前排起长龙,一批批青年怀揣梦想踏上异国求学之路。
每一座大学,都成了没有围墙的“外国语大学”,张嘉振也把大把时间给了英语。“当时我们觉得学英语有前途,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了一个英语课,很多人跟着电台学英语,大学期间我在英语上花了最多时间。当时中英友好奖学金全校老师都考试,英语不好选不出来人。整个哈工大及格的只有三个,我及格了,挺骄傲的。”
大学毕业证书
哈工大力学系后来培养了我国航天领域的多位领军人物,很多人是张嘉振当年的同窗,他是极少数进入航空领域的。航空工业被认为代表着现代工业的最高水准,当年国内对此还不是十分了解。张嘉振出国前和航空唯一的关联,只有大学里才能看到的《航空知识》,和每天都会拉响的防空警报。“当时大学杂志非常稀少,《航空知识》主要介绍军机,米格21、米格23。在黑龙江整天拉空袭警报、防空警报,满大街都贴着各种飞机,哪个飞机有什么性能,空袭如何进防空洞、原子弹轰炸时该怎样,飞机如何投弹。”
1988年,27岁的张嘉振带着用800元置装费做的西服和锅碗瓢盆等家当,第一次坐飞机飞往9000公里外的陌生国度,从此进入航空——这一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高精尖领域,直到20年后的一通电话。“2009年元旦姜丽萍从中国给我打电话,她知道我们想回国,说中国要搞大飞机招人,要不要回来?我把简历发给她了,从来没想过不回来,关键是什么时候回来。”
2009年的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充满生机,30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让中国进入一个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的创新时代。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海归回国创业,张嘉振成为“千人计划”归来的第三批海外专家。此时他已年近半百,是掌握国际大型民用客机结构强度和复合材料设计的顶尖人才。
可是,中国人要造自己的大飞机,尚在零起点处徘徊。“我们的管理体系是最致命的,我当时出了一个题给年轻同志,算一架飞机的疲劳寿命。三个人算,给了我六个结果,每个人算出来两个结果,这些结果之间差几十万倍、上百万倍。算法之间差异很大,但飞机设计不行,特别是民机没有规范,规范是强制性的必须按照一种算法去做。给任何人来做,结果都一样。”
从“零”到上天,中国人用了9年。从张嘉振开始,中国商飞累计签约海外高层次人才128人。一批批海外留学生学成归来,带回了最先进的学科技术和管理理念,为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不断注入新的灵感和血液。
张嘉振说,“这是自己的飞机,这是一份感情,在国外是一份工作。特别像我们这些公派出国的,国家的高考制度考后念大学、到硕士、博士和博士后都是国家出钱,为国家做点事是应该的回馈。”
带着感情造出来的中国大飞机,一定是很舒适很温暖的。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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