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门槛限制了举家迁移
齐鲁晚报:眼下全国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一些二三线城市也在争夺。您认为这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并非坏事,人均GDP并未发生改变。但从人口流出地出走的,多是高端人才,会冲击当地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持续发展?
陆铭:对于当前在人口流动中出现的现象,我们要仔细区分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中,发展起了一些都市型产业,比如说教育、文化、医疗、咨询、传媒、会展、科技等行业,具有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的特点。因此,大学生、高技能人才向大城市集中。
但在城市里,外来人口如果没有本地户籍,在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廉租房公租房等方面是有差别待遇的。这就意味着,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讲,往往是把年轻男性派到收入更高的地方,而在老家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迁移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的举家迁移率非常低。
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人口流出地如果要解决问题,恐怕也不只是自己本地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要通过制度变革来促进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同时,欠发达地区更要找准自己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如果阻碍劳动力流动,如果地区大干快上发展一些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最后所导致的结果,就像现在看到的那样,在很多城市建立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工业园和新城。地方政府债务投入到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却没有回报。同时,在全国层面也形成了投资回报率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
齐鲁晚报:在城市发展中,政府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陆铭: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三组关系,那就是效率和平等的关系,集聚和平等平衡的关系,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在人口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会向收入更高的地方迁移,一直迁移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均等化为止。这就是在其他国家,城乡间差距和地区差距远远低于中国的原因所在。
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市场应该成为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决定性力量,应该允许包括人、钱、土地各种各样的经济资源去追求它们回报最大化的用途。与此同时,政府的公共政策,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去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注重公平性。但是要防止政府投资到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去,最后导致得不偿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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