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的“两次死亡”：新媒体时代的遇害案
郑州，杀害空姐的嫌疑人刘某的尸体被打捞出来，经过比对DNA，警方确定他就是凶手。他弃车跳河，也许是逃跑，也许是知道自己犯下的罪恶逃无可逃，跳河就是自杀。
就案情来说，刘某的死亡意味着某种终结。但是有关此事的思考却不应该停止：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是更安全了，还是面临着新的风险。
作为一个顺风车司机，刘某知道自己的信息在警方的掌握之中。女孩的手机会提供最后的乘车信息，城市的摄像头会捕捉到刘某的车辆。他如果弃车逃跑，警方也可以通过追踪手机对他进行定位。
这就是新的安全形势。整体上看，技术的进步至少让破案变得容易。在几年前，传统出租车的时代，乘客如果没有索要发票，将很难证明自己的合同关系，也很难查找到车辆信息。因此，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来说，新的技术手段会提供一种震慑。但是，发生在郑州的悲剧告诉我们，网约车并不一定比传统出租车更安全。
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尽管滴滴公司有身份筛查，甚至和公安部门合作，获得更多的个人信息，能够拒绝有犯罪前科、吸毒和严重精神疾病患者进入司机行列，仍然不能“筛查”出像刘某这样的人。
我们必须承认，有相当一部分犯罪，都是偶然发生的。任何一个“有前科“的人，也都曾经是一张白纸。寄希望于靠资格审查来筛选、排除掉风险，只能是一种幻想。
网上流行很多安全知识，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并没有太大用处。遇害的空姐李某，其实有基本的安全常识：她坐在后排，发现司机异常后还和朋友交流过，而且也装作“丈夫会来接”。当然，“晚上10点以后别出门”这一条没做到，不过这已经不是“安全提醒”，而是反应过度了。
类似的案件，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也时有发生。过去有，将来也会有；中国有，外国也有。它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困境，美国人可以合法持枪，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开枪自保，但是枪本身也带来新的危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真的可以避免此类风险的办法。
这次空姐遇害案的特殊性，其实在舆论方面：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看待不幸的方式发生变化了。案件发生后，无数自媒体强调遇害人李某的空姐身份，强调她1米74的身高以及她的美貌，有自媒体很快获得百万流量而沾沾自喜，发帖庆祝。也有自媒体为了追求流量，慌不择言，写下不堪的文字。
人们可以全方位讨论这个案子。滴滴是否有责任（是一个有公共价值的问题），滴滴的公关水平是否很烂（一个行业问题），女孩应该怎么保护自己（伪关怀，真恐慌），女孩只爱美不爱看社会新闻（秀智商优势），最极端的，就是来自“二更食堂”的那篇充满色情幻想的胡言乱语，兹不引述。
相比于我们面临的安全境况，这种舆论更让人担忧。如今，一个人非正常死亡，他（她）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所有信息，都会被人拿来分析，揭示出一种所谓的“自我”形象。对受害人李某个人微博的掌握、分析与揭秘，为了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有选择地夸大某种内容，事实上构成了对她家人的二次伤害。可以说，李某遭遇了“两次死亡”，一次是作为实体的人，一次是社交媒体中的“自我”。第一次死亡的凶手是李某，第二次死亡的凶手则是一些缺乏基本同情心的自媒体。
这些对受害者缺乏基本尊重的舆论，事实上营造了一种新的有关安全的氛围：打着安全的名义，制造更大的恐慌，并最终把这种恐慌情绪变成自己的流量。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会在公众心中留下一种不安，在下一个热点来临时，又把这种不安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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