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如何标本兼治？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随后，各省市都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告》，并列出了目标任务和打击重点，其中多种类型黑恶势力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相关问题，如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村民闹事、组织策划群体性上访的黑恶势力等。农村黑恶势力并非短期存在，它是如何演变并渗透进基层政权？又该如何标本兼治？
早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杜赞奇便发现，国家在开启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尤其要从乡村社会汲取财源，依靠原有的乡绅这一保护型经纪，不仅无法实现国家的扩张目标，甚至连解决偷税漏税问题都缺乏有效的手段。为此，国家不得不起用或者说有意起用更多的吏役来作为国家经纪人进入村庄收税，这些吏役便是基层社会中的灰黑势力或村落中的边缘人，由此形成了营利型经纪。营利型经纪的崛起必然导致其与农民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加剧，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丧失，从而进一步加剧赋税征收的难度。而国家即便了解营利型经纪的掠夺行为，也无力控制，反而只能更加依赖营利型经纪，给他们更多的好处，来达成其提取资源的目标，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矛盾的加剧也是共产党得以动员农民起来反抗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通过革命取得了强大的合法性，重新塑造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首次得以消解，一方面，依靠革命建立的新政权带来的合法性，使得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共享并认同同一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其制度化的根本在于国家建立了强大的“权力的组织网络”，以组织建设替代了经纪模式，成为国家政权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以此完成了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并避免了陷入内卷化的困境。正如黄仁宇指出，在中国农村建立现代国家的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现代国家上的最大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中国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乡政村治”为架构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在80年代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国家赋税相对较轻，干群关系较为和谐，农村社会也相对平稳。但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再次爆发重大经济社会危机，农民负担大大加重，干群关系日益尖锐。1990年代开始施行的“分灶吃饭”及“分税制”改革，使得财税资源自下而上集中，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但国家在加快推动现代化的建设的过程中，又下达了很多达标升级任务，并通过压力型体制层层转移至地方政府，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进一步将这一矛盾转移给农民群众。但这一时期，国家与基层组织已经失去借制度化、组织化的手段以从老百姓手中强制提取资源的能力，便只能采取各种惩罚、激励的手段对乡村干部进行诱导，乡村干部很快结成利益共同体，吃拿卡要并进一步增加了税费负担和收税难度。为此，乡村组织便专门组建税费征收工作队，即通过如村民所言及的“牛鬼蛇神”等灰黑势力来强行征税，干群关系空前紧张，基层政权再次陷入内卷化。
21世纪初，农业税费的全面取消彻底结束了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阶段，并进入以工补农的新时期。然而，国家资源的输入与地方资源的开发，乡村社会形成新的利益场。由此，一方面，包括一些富人（部分本身就具有灰黑势力北京）、灰黑势力的各种力量便会主动靠近这些领域，争先着通过家族势力以及贿选、胁选等手段进入基层组织，意在从中谋利。另一方面，资源输入或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仍然面临如何对接分散的小农的困境。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商业项目开发，还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都出现了大量的钉子户、上访户等现象。这些钉子户和上访户既有部分权益未能获得充分保障的群体，也有谋取超出正常标准的谋利者。在目前高压的维稳体制下，发展与稳定存在较大的张力和矛盾。地方政府出于自利性的考虑，在处理矛盾时，基层组织便会采取各种变通行为，以花钱买平安，甚至主动通过引起灰黑势力打压钉子户、上访户，或者主动邀请一些黑白两道通吃的富人来主政，以此维持“不出事”的基层秩序。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政权都在遭遇灰黑势力的渗透。
从灰黑势力渗透基层政权的历史演变进程来看，其核心是对乡村利益的争夺，这既可能出现在国家自下而上提取资源的时期，也可能出现在国家自上而下输入资源的时期。之所以灰黑势力能够渗透基层政权，与灰黑势力本身的主动靠拢有关，但更根本在于国家无法对接分散的小农问题。乡村基层组织本身治理能力的孱弱及其自利性，使其容易利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或被动或主动的与包括灰黑势力在内的地方社会力量结盟，实现基层治理的短期目标，并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对于国家来说，防止灰黑势力渗透农村基层政权，既需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让灰黑势力获得严惩，维护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避免国家和地方资源被灰黑势力侵蚀。更要从根本上清除灰黑势力滋生的土壤，强化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重建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农民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利益连带和利益制衡机制，并抓住资源输入的契机，激活村民自治，重建乡村社会。真正充分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增强对国家资源输入和地方资源开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和监督权。只有基层政权具备强有力的治理能力，以及群众形成组织化的力量，方能共同克制灰黑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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