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文字的力量 知识分子更有责任“返场”
今天早上读到《人物》最新一篇文章：《戴锦华：做一个刺耳而响亮的声音》。我与戴老师认识，虽然早已熟悉她的学术经历，但此时读到她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最大的梦想是：他们不干预社会，社会也不干预他们”，到90年代以来“很难再与象牙塔外保持抽离的姿态”的变化，还是会心有戚戚。
6年前我从一所大学毕业去到另一所大学任教，也几乎是从那时开始给媒体写文章。这6年间的媒体文章大都是用笔名写作，直到今年才大量地使用本名，似乎颇有些从“地下”到“地上”的味道。然而，这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署名上的变化，而是关于“如何介入”的认知变化。
起初决定用笔名写媒体文章主要是基于一个“正业与否”的划分，我希望媒体写作能够与学术写作分开，因为学术写作是我的正业，媒体写作连“副业”也算不上，只能叫“不务正业”。不过这个“不务正业”于我倒是没有任何贬义，相反，我如此需要这样一个非学术的写作空间来表达丰富的写作愿望，承载那些学术写作无法完全容纳的内容与情感。所以那些年的媒体写作更像是一堆敞开的私人文字，虽然有时也会涉及公共议题，但还称不上“时评”。在开始媒体写作之前我曾写过7年博客，现在看来那些笔名写作更像是挪了窝的博客而已，是表达但不是“介入”。
但是今年我放弃了笔名写作，这首先缘于一场关于学术的、历时不短的自我叩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中的大幅退场使得知识生产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断裂，一方面知识生产的专业性与封闭性同步提升甚至互相加强，另一方面媒体制造的“知识分子”极大程度地接管了公共空间的知识流动。而这两方面变化对学术的意义与公共讨论的意义都提出了挑战。
我是新世纪入学的大学生，整个求学与工作的过程从第一天起就镶嵌在这个断裂的局面里，6年前那个在写作上“正业与否”的划分就是这个局面下的理所当然，对于它们之间可能的连接以及如何连接，我几乎没有任何察觉。
然而近两年，我首先察觉到了学术上的不满。我笃信学术对于社会的意义，但却对意义的达成感到了乏力。我开始警惕如戴锦华老师所说“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状况在自己身上发作，虽然没有“要不要做学术”的焦虑，但却放不下“做什么样的学术”的自我诘问。
我当然明白学术与社会之间不是画一条直线就能连接起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既需要打破学术的封闭性也需要打破对知识复杂性的简单处理，它不应该仅仅是解决方案的单向输入，而应该是一种动态的互相作用。
今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引爆舆论的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知识界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见解。知识界的见解未必更加高明，但它的独特性在于背后连接着丰富的知识生产，给出见解是激活知识生产及其社会意义的重要方式。这是我在尝试着写出今年第一篇媒体文章以后强烈感受到的事情。
我关心每一件舆论聚焦的大事，并把自己的知识系统不断地拿出来与事件进行碰撞，尝试分析解读的同时也不断地经受检验与修正。这个过程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需要提供不同的答案。我能够通过媒体写作看到基于知识生产支持下的思考落地与抵达，这种落地与抵达又能够带来学术意义上的回馈——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能够不断地为“做什么样的学术”提供方向感。
于是我能够清楚地辨认这一整年的媒体写作与前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不再是一场私人化的写作，也不再仅仅满足于我对写作本身的喜好和趣味。这一年的写作对我来说既是一场实践又是一场实验，我不想做退场的知识生产，但也不想做与知识生产分离的意见表达。媒体场与学术场不是一回事，但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高度形塑社会认知及社会行动的今天，知识分子有责任“返场”。
所以这一年我用本名写作，因为这样的媒体写作与我的学术写作紧密相连，它不再是“不务正业”，而是“正业”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写基础教育中的普遍焦虑，我写网游泛滥和明星的商品化，我写冯唐等明星作家的集体油腻，我写女德班背后无意识的“日常女德”，今天没有对这些焦点社会问题的了解、把握与深入分析，我就没有做学术研究的底气。而没有学术研究的基础，我也无法在媒体写作中提供些许“穿透表面”的见解。
我终究是相信文字力量的，所以2017年笔耕不辍，它不仅是表达，也是介入。确认这一点终于让我在这一年的岁末踏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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