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举轻若重死当举重若轻
■贾启龙
有一天，母亲在不知多少次劝说我那近年来懒死无比的父亲：“你也做点事吧！”无效后，让我试着劝劝看（父亲最听我劝）。“当农民嘿，不做活怎么行，又不是干部……”留下一串话，便忙着干活去了。父亲顺手连续拉了两下电灯开关，一明一灭，电灯的光亮还未完全逝尽，父亲便急着发问：“这说明了什么？”我被父亲的举动搞懵了，竟半天反应不过来。父亲则不紧不慢地说:“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先前什么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了，人死如灯灭，过一天算一天吧！”我突然觉得有种辩证法的味道。
生命的过程中不知镶嵌过多少次这样的印记，某人某天突然死了，第二天人们谈起这件事时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人的确死了。生是死的开始，死是生的结束；人生之长在一呼一吸中。有时候，生命就这样脆弱，一日千里，稍纵即逝。
在生与死的分量上，人们从来都是看重生，有言道“好死不如赖活”。为了求生，哪怕是活得肝肠寸断，痛心疾首。而死，就连安乐死，各国立法都持慎重态度。生命是如此稀罕，死是如此讨厌，有时想着想着便觉生死对人太不公平。有的人长命百岁，有的人短命而亡，有的人甚至胎死腹中，还未来得及睁眼看一下这个世界。这是数量上计；从质量上计，有的人一生穷奢极欲，有的人一生历尽苦难，有的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有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更为不幸的是被人误杀、冤杀、谋杀、充当炮灰……
人们是如此贪生怕死，难道活就那么好么？其实，活着也是艰难的，这可从华夏几千年文人的歌唱吟叹中，感伤一直是文学情感的主旋律中找到佐证。从《诗经》的“兴、观、群”起，有大量的篇幅对战争、离别、爱情的悲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更是通篇弥漫着悲愤的情调。至汉代《古诗十九首》也是篇篇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闺人怨别、鸿宦无成的诸多悲苦情绪。宋元明清，不管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悲悯，还是“断肠人在天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凄迷，都仿佛在叹息“做人难”。延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也多保留此痕迹。起愁怨之声、穷苦之言、感伤之情，读之无不令人掬一捧同情泪，共哀人之艰难。难怪亘古以来，自杀的人不少。我曾彻头彻尾耳闻目睹了一个人的自杀，这个故事是朋友以好奇的方式告诉我的。那天我正在医院输液，先输完液去闲逛的朋友突然冲进来告诉我：“外面有一个姑娘自杀了，长得还很体面，据说是失恋的缘故。”我心里猛地黯然一下，天！这世界真是不可理喻，一方面有丽人自杀，一方面是像我这样的丑人却积极自救、苟延残喘。于是，那天下午上街我特别留意人们的神情，一朵鲜花凋谢了，人们该有点悲痛至少是惋惜吧？令我大为失望的是，人们依旧神采飞扬，照样春风得意，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这个自杀太不划算了。我想，这时候伤心落泪的恐怕只有死者的亲朋好友了。果不其然，死者的父母怄得特伤心，人们说他们有幸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却无缘享受丁点福，继而安慰死者的父母道：“别怄，这都是不欠还人的东西，收账来的。”
于此，我猛然悟出：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原来就是一种责任和承诺，父母哺育子女茁壮成长，子女赡养父母安度晚年。生要好好活着，死要好生归去。猝然、不合理的缺少了谁都是一种遗憾。所以，在任何不幸和挫折面前，我们都没有权利草率处置自己的性命。人生的意义不仅局限于自己过得好，还在于你为亲人乃至他人过得好做了些什么。它比索取多一份贡献，比自利多一层高尚，比漂亮多一种价值，比所有这些词都多一层精神的光环。正因如此，历史浓墨重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伟人、名人；一种是祸国殃民、遗臭万年的罪人、坏人。前者倍受后人怀念，学而习之，后者屡遭人们唾骂，引以为戒。追溯前者的伟大、有名，并非他们一生无挫折，不幸可言。相反，他们遇到的不幸和挫折要多得多，伟大就在于敢于面对，善处理，有名就在于使生成为死的荣耀。他们深深懂得，危机相对于健康来说，是一种病态，而相对于麻木来说，则不失为活力。我无法想象曹雪芹举家食粥还在写《红楼梦》，爱迪生历经数十次失败仍不懈研制电灯，其间有着怎样的苦难。然而，每当能在电灯下读完唱尽封建社会颂歌和挽歌的《红楼梦》，叹为观止。不用点松灯，没有了烟熏之苦，我矢志不渝地认为，曹雪芹、爱迪生的苦难，都是追求成就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苦难自有苦难的价值。
为此，面对生死，我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起发作起来：人生，举轻若重，重在价值；人死，举重若轻，轻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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