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潮流”事件与高考1977

资阳日报 2017-12-28 12:59 大字

□斯惟

本月媒体报道了两条新闻，关联着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两个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个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千千万万青少年的命运，其中包括我的命运。

这两条新闻，一个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一个是当年“反潮流革命小闯将”黄帅病故。

恢复高考40周年的消息报道在前。1977年的12月，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全国57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13届学生一同参加考试，最终27万名考生脱颖而出，我有幸是其中之一。本月4日—8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特别推出五集纪录片《高考1977》，回顾了那场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高考。那些天，微信里的大学同学群非常热闹，同学们晒出自己当年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回忆当时的考试场景、校园生活，追忆和感慨那场改变命运的高考。

第二条新闻紧随其后，12月10日，当年的风云人物黄帅因患癌症病故，享年57岁。1973年，黄帅是北京市的一个13岁小学女生，因为提意见被老师打压，投书报社寻求支持。当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于是黄帅被利用，黄帅日记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被标榜为“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掀起“打破师道尊严”的浪潮。如今黄帅病故的消息一出，微信里的中小学同学群又热闹起来，同学们纷纷回忆当年“反潮流”时候学校的乱象，追忆和感慨荒废的学业。

从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而言，黄帅“反潮流”事件在前，恢复高考在后。两个新闻引出许多尘封往事，我作为黄帅的同龄人，作为两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回忆过往，百感交集。

1967年，9月的山城重庆酷热难耐，我顶着自家的小竹椅走入了小学大门。那时是文革初期，重庆武斗激烈，学校的桌椅板凳都残缺不全。老师发了油印的几页纸作语文课本，第一篇课文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一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不识几个字的时候，就开始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学校三天两头停课，学生自由生长，五年小学时光在放养中度过。

1972年进入初中，当时邓小平上台主持工作，教育秩序正慢慢恢复，我们也感受到了来自学习的压力。但是第二年就发生了黄帅“反潮流”事件。“反潮流”之风很快刮到我们学校，我们就在语文周老师的课堂上反了起来。

我们是一所新建中学，老师从四面八方抽调而来，周老师是其中之一。那时周老师二十五六岁，北京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周老师为人潇洒，没有老师架子，讲课思路发散，喜欢天南地北神侃。他见多识广，语言表达能力强，一口京味普通话，很受学生喜欢。但“反潮流”之风一来，本来无意管束学生的周老师更管不住学生了。周老师的课堂上，充斥着嗡嗡的讲话声和随意跑来跑去的同学身影。作为很受周老师看重的学习委员的我，为了表明“反潮流”的立场，也在课堂上公然看起闲书。而且按我当时的理解，“反潮流”不仅要不好好听课，还应该和老师作对。喜欢神侃的人终究不会很严谨，一次当周老师侃到鲁迅，侃到孔乙己，说得口顺，随口说孔乙己最后死在了破庙里，这被我逮住了把柄。我赶紧给身边的同学说，鲁迅不是这样写的。那个同学立刻高声嚷嚷开来，有同学起哄，周老师当场非常难堪。我当时有些小得意，觉得自己还是“反潮流”了，但同时也困惑，老师难堪的表情让我内心不安，有些内疚。

现在反思，黄帅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无辜少年，但黄帅事件则对更多的无知少年产生了负面影响，加上当时全国闻名的张玉琴事件和张铁生事件，全国教育搞得一片混乱。

后来，学校又流行“开门办学”，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学工学农学军。高二年级，我进了学校办的中医班，整整一年时间，都致力于学习汤头脉象。

小学到高中的十年，恰是文革动乱的十年，有点生不逢时。

1977年7月走出中学校门，由于哥哥尚在下乡，我以“多子女身边留一人”的身份留城待业，每天以看闲书打发时光。

也就在1977年那个炎热的夏末，坊间开始有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流传。我浑然不觉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喜欢看书，但不喜欢学校，我当时的人生理想是能当一名电工。但这消息令我的父母振奋，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一天，父母郑重而兴奋地给我说，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想上学，我想当工人。这回答让父母有些意外，他们很快调整情绪，语重心长地开导我，我们这样的家庭，不会搞什么关系，无法帮你实现电工梦，甚至无法为你找到什么好工作。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公平竞争的上大学机会，我们不该放弃。我拿不出更强有力的理由反驳父母，只好同意参加高考。

身为中学语文教师的母亲找来一套初中到高中的课本。翻开课本复习，才发现我的文化课学业基础如此之差，我仅能勉强完成初中二年级的数理化作业。父母分析研判后，决定我转向文科。在父母的辅导下，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强化复习训练。

带着完成父母交办任务的心情，我走向了高考教室。在教室门口，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教室里坐着我的三位老师，政治老师、外语老师和化学老师。后来才知，那一年，师生同考、父子同考的现象比比皆是。

结果，我考上了！那年我17岁。我是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极个别人之一。在大学，我是本系年纪最小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34岁。敬业的老师，优秀的同学，优良的学习风气，使我在大学里得到了很好的成长。我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训练了思维能力，开拓了视野。我人生的命运，由1977年那场高考而改变。

而那场高考，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此以后，以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为原则的高考，为一代代中国学子提供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国由此也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代。

“反潮流”事件与1977年恢复高考制，两个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分别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作为两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我更能深刻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息息相关。只有国家社会的良好运行，才有个人生活的正常幸福可言。于是，面对而今日益强盛富足安定和谐的国家，尤感欣慰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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