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很多落马官员连“检讨”都不会写？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已违纪违法,党永远是我心中的红太阳,照耀我走到人生尽头”……写忏悔录是违纪党员干部接受组织审查时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是问题官员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进行深刻反思。许多忏悔录内容深刻,对其他党员干部起到明显的警示教育作用。但记者梳理发现,有部分忏悔录的模式化、套路化表达令人啼笑皆非,各种 “套话”充斥其间。
专家认为,忏悔录频现“套话”,既与落马官员存在“减轻惩处”的侥幸心理有关,也与部分官员表达能力退化、“两面官员”习惯表演等因素有关。种种“套路”,客观上削弱了反腐败成果的警示教育作用。
忏悔录里“套路”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腐败分子被查处,许多地方和部门也付出了高昂的反腐成本。为了不让代价白付,很多地方都将问题官员撰写的忏悔录作为警示学习材料。每一份忏悔录,都是用违纪干部的惨痛教训换来的,应该最大限度挖掘它们的价值。
比如,朱明国、金道铭等人的忏悔录和检讨材料,就在党员干部中引发较大反响。中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8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更是成为一大热点话题,对党员干部起到了巨大的警示教育作用。
但记者梳理发现,有部分忏悔录充满了“套路”。
类型一,打虚假感情牌。中部某省一名落马厅级领导干部在忏悔录中说:“一路走来,我的每一步都沐浴着党组织的阳光,我感恩这一切。亲爱的党啊!我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损坏了组织形象,我已经违纪违法了,不管走到哪里,党永远是我心中的红太阳,一直照耀着我走到人生尽头。 ”“亲爱的党啊!山高水长总有源,树高千尺总有根,我本来自人民,我多么渴望早点回到人民当中去。 ”
类似的话语,在各种忏悔录中并不少见。一名业内人士表示,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既空洞又虚假的表达,没有真正对自己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反思,也无法起到警示作用。
类型二,找客观理由。一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会在忏悔录中找各种客观理由,为自己的不法行为开脱。有的党员干部称,社会风气和“潜规则”是自己违法乱纪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党员干部将“交友不慎”作为重要因素,对内因却分析过少。
类型三,摆出身、讲贡献。有的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强调自己穷苦的出身,有的党员干部不断强调自己在行业领域的突出贡献,因为心理失衡导致“犯错”。八股文式忏悔录土壤何在
一名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表示,接受组织审查期间,被审查人要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对照理想信念宗旨进行深刻反省,然后写出忏悔和反思材料。部分党员干部因各种原因和心态问题,导致忏悔录中出现了大量“套话”。
他们在忏悔录中自我剖析时几乎是同一个模式:没有加强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没有加强学习和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把握党组织对自己的提醒和挽救。尽管这些原因的剖析都有道理,但许多党员干部对自身权力为何失去监督,为何没守住腐败防线等原因却谈得很少,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分析。
一是希望减轻罪罚。一名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分析认为,部分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将忏悔录当作“救命稻草”,在忏悔录里展现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渴望争取司法机关减轻处罚的机会。正因为夹杂着这些功利因素,他们在忏悔录中表达的感情不够真实,出现了“雷人”语言或“套话”。有的甚至声称自己“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等,其真实目的是企图逃避党纪国法制裁。
二是干部“低能现象”出现。长期身处某种话语体系里,习惯于“权力代办”,出门有公车,讲话稿有秘书……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出现 “低能现象”,养成了满嘴“套话”的话语习惯,不懂得如何表达自身的感受,使人感觉像是说“官话”。
应避免忏悔“套路化”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刻剖析典型案件,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充分发挥反面教材作用。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涉腐官员用惨痛教训换来的忏悔录,由于不少内容过于模式化、趋同化,导致其警示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专家认为,忏悔录是对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忏悔录频现官话套话的现象应尽力避免,要让忏悔录发挥最大警示教育的作用,最大限度实现忏悔的真实化、真诚化、深度化。
一些受访纪检干部认为,贪官忏悔录中总是出现千篇一律的表达,一方面暴露出其为抓住忏悔录这“最后一根稻草”的焦灼心态。另一方面,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不少 “两面贪官”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的惯性使然,以至虽身陷囹圄仍不忘作秀表演,改不了说大话、套话、假话的习性。
“这样的忏悔录,既无法让其他仍在位的党员领导干部灵魂受到触动、受到教育,反而让人觉得虚伪,甚至可能引发反感。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说,“真正的悔罪,应该从本人真实情况出发,从体制机制层面反思,帮助党和政府防范类似腐败现象。 ”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推荐
■邓妍张敏这是一个平凡而又让人难忘的群体，一个默默奉献令人敬佩的群体，一个群众爱戴同事信赖的群体，他们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奋战在警察岗位上的老民警。在田里乡间的山路上，在邻里纠纷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