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丰县令李梦登
李梦登是福建上杭人，约生于雍正初年，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考中了进士。本来学而优则仕，做官应是顺理成章，可是直到13年后，才于乾隆三十五年被授以浙江孝丰知县。李梦登不携带家室，只与几个朋友千里迢迢地赶到福建，首先当然应该到省城拜谒省长大人——现任福建巡抚。可是，巡抚大人岂是轻易见得到的？按照当时官场的老规矩——或者说潜规则，要求晋见者首先得给“门公”以“门包”，即给守门人以银子，他才肯替你进去禀报。李梦登拿不出银子——或者说不愿受此敲诈勒索，守门人也就不让他进去。哪知李梦登往衙门前一坐，说：“我是以公事禀见巡抚大人，又不是私下里请托拜谒，为什么还要付银子？巡抚大人不可能一直待在衙门里，我等他出来时，就在他的轿子前面禀告！”果然，他在门外整整坐了一天，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意思。守门人看他这个架势，只得勉强替他通报了。见到巡抚大人以后，公事办完了，巡抚又告诫他道：“你至诚而又朴实，这很好。可是你先前没有做过官，对官场的一整套规矩都不熟悉，应该赶快物色几个精通律令文书的幕僚辅佐你，才不会出岔子。”巡抚显然已经知道了他被拒之于门外的事，虽然表面上夸奖了他，言外之意却是：你这个书呆子，一点也不懂官场规矩，以后还怎么在官场上混呀？可是李梦登一点也不理解上司的“言外之意”，反而直愣愣地说：“卑职每年的薪俸只有30两银子，哪里养得起幕客？卑职带来的几个朋友都是秀才、举人出身的读书人，卑职早早晚晚地与他们商议、请教，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巡抚微微冷笑一声，没好再说什么；直到三个月后，终于找了个借口，免了他的职。
那么，在这三个月中，李梦登究竟是如何治理孝丰县的呢？
李梦登当县官，不设守门人，外出也没有仪仗护卫。有谁要打官司，能够直入县衙大厅并找到他这位县太爷。然后呢，李梦登就耐心地替当事人双方剖析事情的利与害，好言好语地劝他们息讼止争，结果呢，诉讼的双方都高高兴兴地表示愿意和解。更让人们无比惊讶的是：从他们入公堂诉讼到和解后走出知县衙门，竟然始终没有看见一个胥吏衙役。也有一些胥吏衙役向知县大人请求：大人哪，您也给咱们一些差事干干；不然，咱不是失业了么？李梦登则毫不通融地说：“官员们都被称之为父母官，既然身为父母，哪有子女们向父母禀白事由，要让别人像对待奴隶、犯人般拘禁、检察的？你们如果一定要端个饭碗，那么回家种田也能够过日子呀；要不然，就等我离李某人离任之后再说吧。”其实李梦登心中有数：俗话说百姓怕官，除了怕那高坐大堂之上的“青天大老爷”之外，谁不怕那群手执刑具、如狼似虎的胥吏衙役！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不但得罪了上司，连下属也得罪了。
公事办完了，李梦登常常独自行走于田间地头，与父老商榷施政之利弊，倘若遇到正在读书的年轻人，则手拉手地娓娓而谈：谈文章、谈学问，往往不知不觉地一直谈到天黑。有时候偶然因为公事而途经邻县，看到有人争执斗殴，李梦登会立即吩咐停轿调解，劝人们不要为了一时之忿，导致后日之悔：倘若事情闹到县衙里，则势必会把辛勤积累的资财落入胥吏衙役们的私囊，太不值得了。人们虽然知道他并非本县的“父母官”，也往往能够听其劝解，罢争息斗。
初到孝丰时，李梦登发现饮水困难，便引导居民在县衙西侧挖了一口水井。以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管这口井叫“李公井”。
当接任的新县令到了县衙，李梦登交出官印后，又作了一个揖，就准备走人。新县令询问有关事宜，李梦登告诉他：县衙存储粮谷的仓房和存放银钱的库房，全部都贴着前任知县的封条，我李某人至今还没开拆过呢。新县令要查核文案簿籍，却见一切都已整理得井井有条。新县令欲了解狱讼，李梦登说：“所有的积案我都劝解并平息了，目前狱中没有一个犯人。”
李梦登被罢官以后，穷得连返回家乡的路费也没有，只得暂且寄居于县衙附近的一所民房里。当地百姓争着给他送柴送米。那些小商小贩罢市之后，都把没卖完的蔬菜、水果、粟米等放置其门外。李梦登开门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人送的，就姑且搬进屋内以维持生计。就这样过了一年，倒也没有被饿着。最后，孝丰百姓中有人出头募集了些银子，并替他制作了一柄青盖“万人伞”，人们又纷纷签名于上，李梦登这才返回了家乡。
当初李梦登在任时，曾独自行走于村落之间，看见一个老婆婆哭得好不伤心。李梦登一问，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儿子一贫如洗，根本就养不活老娘。李梦登心中酸痛，就将那儿子唤过来，给了他两贯钱，让他做做小本生意。后来那个儿子不但能够养家糊口了，还略有积蓄。于是，为了报答李梦登，他约了几个也曾受过李梦登恩惠的人，步行挑着担子，一直将李梦登送回了福建上杭。
□ 蒲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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