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联与书联
在我出生的三河古镇上，市井中通常称对联为“门对子”。每年腊月伊始，街上就出现了很多卖门对的摊点，红纸墨书的对联，成排地挂在墙壁上，前面有个小方桌，摆着笔墨纸砚，一边写一边卖，上街打年货的乡民，把带来的柴草卖掉之后，总要买上几副门对、横披及五福，卷起来用细绳拴着，挂在扁担尖上一悠一晃地扛回家去。大年初一的早晨，照例要出门拜年，家家都挂着灯笼，大门上全是新贴的鲜红门对，在路上走着，常能听到有人在说各家门对的特色，有的是意思好，有的是字写得好。那时年少，不能全懂，但在这耳濡目染中，也得到了一些有关对联的常识。在离开故乡之后，数十年来，因嗜碑成癖，经常外出走访搜寻，其中有庙堂丰碑，也有摩崖刻石，跋涉之中去过很多的山寺郊庙、园林名胜，所到之处，楹联匾额总是最先引人注目。盘桓观赏间，见有喜爱的联语便顺手记在速写本上带回品读，这样读联与读碑读帖就融在了一起。各见异趣，但也互有增益，同样都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现存的汉代碑刻以山东、河南及陕西等地为多，但在四川还有几座完好的东汉石阙，为此我曾多次前往考察。在与当地书家的笔会交流中，发现他们虽然也写诗写词，但更多的还是爱写对联。一位文史学者对我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原来远在五代时期，蜀后主孟昶于一个除夕之夜，召集几位大臣在桃符板上题字，众官所写皆不称后主意，结果他自己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一联，挂在寝门之上，此联被认为是联史上最早的开山之作，巴蜀因此也就成了楹联的发祥之地。古往今来，蜀人对书写楹联都是情有独钟的。在峨眉山的金顶上就有苏轼的题联，联曰：“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联以瓦屋与峨眉两山比兴，抒发了自己的浩然襟怀。此联至清代由何绍基书写镌刻，用笔遒劲峻拔，与联语相互辉映，广受游人激赏。在峨眉半山的报国寺中，我还看到一副近代蜀人写的两百多字长联，综述了峨眉山的十大奇景和历史典故，在武侯祠、杜甫草堂这些名迹之地，楹联更是比比皆是，目不暇接，充分体现出蜀人在楹联创作方面的才华和自信。
读联既多，兴致也便渐浓，遇到上街为民众写春联的机会，我都会欣然参与，贴纸贴墨、义务书写。包公园兴建景观墙那年，在撰写用于刻石的《包公园记》中，也植入了“芙蓉依翠荷出水，华灯伴明月生辉”一联。不久，我编绘的《张树声画传》出版面世，肥西《对联新作》专刊约我以张树声生平业绩为题材写了三副对联。其中一联曰：
西乡山麓，圩堡星罗，村勇耕战相守望。
张氏门中，树公振臂，英豪云集建淮军。
2008年夏天，大蜀山麓的开福寺建筑落成，遵一位法师之嘱，按稿为其书联一副，联曰：
庐州燦朝阳，霞染丛林，佛光耀法界。
蜀山开觉路，云涌古刹，福慧满人间。
联有数丈之高，木雕阳刻，敷采贴金，镶抱在大雄宝殿的廓柱上，成为佛界僧侣为民祈福的象徵。
从艺多年，每有新著，在学术研讨的活动中，即兴也写过一些诗词，用以作为出版的纪念，在律诗之中，非有对偶句式不可，勉强为之，也都是一时的盲然凑合。后来经老师指点，这才明白楹联真是一门大学问、品类繁多，流派纷呈，是与诗、词、曲及骈体文并立的文学样式，有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等严格要求。尤其是能被称为楹联的，还要具有悬挂张贴、装饰点缀的作用。这样又把楹联与书法连在了一起，联语有雅俗之分，书法也有繁简之别，就面向大众而言，联语要直白易懂，书法则要规范好认。一般来说，书联用楷、行两体最多，隶体间也有之，篆、草诸体则少见，然而在特殊的场所，也有用甲骨、钟鼎及狂草等体写的对联，以此营造一种高古典雅的氛围，即便如此，联语之侧也要附上楷书释文。至于书法的水平如何，那可是一件玄之又玄、见仁见智的话题了，决非一家之言即可定论。当下常有以名头论字的现象，但以往却不然，凡是设摊卖联的，一定能写一手好字，特别是一些蒙童学子也能写出一副像样的春联，贴在大门上，家长看了自豪，亲友见了夸奖，这是一种多么纯真的喜悦。然而现在所见的春联几乎全是印刷品，那些联语美妙、书艺精湛、带着翰墨芳香的佳作，已是不可多见了。
生活与学习中，有时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对于楹联本想多学些知识，但在实际操作中，胆子反而变小了，只要提到楹联、脑子里立即就会迸出“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这些话，生怕写出的东西不符格律，被人笑话。现在就连朋友嘱写婚联，也不敢贸然动笔，因为婚联不是抄些俗套吉语就算好的，而是要能将一对新人的姓氏或名号巧嵌在联语里，在切贴喜庆的语境中表达对新婚伉俪的赞美和祝愿。这种灵性闪烁、字字珠玑的本领，我是显然没有的，盛情难却之下，涂上一纸“珠联璧合”了事。也正是在这些日常运用中，楹联广泛的实用特点被凸显出来，这一点似乎是其他文学艺术作品难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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