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出新希望——直击中国扶贫大搬迁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以扶贫为目的、最为罕见的大规模搬迁活动。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贫困百姓将离开故土，走向新的天地。
搬迁下山，意味着要对大山突围，要对困苦命运突围。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上千万贫困村民正感受着时代之变。
有新生活，也有纠结与碰撞
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38岁的董爱娃至今还记得搬家的场景：骡子驮着麦子、米面和土豆，丈夫前面拽着骡子，她在后面紧抓住骡子尾巴，一步一步往山下挪。
那条路只有一个人那么宽，路外就是悬崖。“对面来个人，你只能等他走过来，你才能过去。小孩看着这路就怕！”
这条路是当地村民多年的心病，根本无法拓宽。小路紧贴着山壁，像一条橡皮筋把山给捆了起来，也束缚着这里的贫困群众。
今年5月，搬迁下山的董爱娃开起了餐饮店，每天早上7点开始就顾客盈门。“山上的地全种上树了，肯定不回去了。”现在她一心想把“农家乐”做大。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三江镇村民王太志，因为太穷在结婚时曾被外地来的岳父误认为是“人贩子”，岳父甚至报了警。那天，他对妻子承诺：“再过10年，我还没修砖房，你走了就是！”
扶贫搬迁，让他兑现了承诺。“搬迁的头一个晚上，我一宿没睡，那个激动劲儿啊，哎呀呀呀……”
而今，他靠打工学的技术开起了纱窗制作门市，生意十分兴隆。“岳父现在来看，都惊叹着换了天地，劝女儿好好相夫教子。”
经历扶贫搬迁的每个人都在改写着人生轨迹。而新的生活又与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不时发生着碰撞。
在贵州省惠水县明田安置点，村民梁王地说，这里楼房林立，好像什么都有了，但始终感觉缺点啥。“在山上，推开房门吼一嗓子，全寨人都能听到，有啥事在家的人马上就能回应，而在城镇里不行。”
一些老人对搬迁下山住新居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惠水县王佑镇贫困村民梁通海的父亲并未随同迁往新居，仍然留在老屋里。父亲患有风湿病，梁通海借看病之机，把他接到了县城。结果，父亲只住了两天，就死活要回山上。
梁通海百般劝说，可故土难离的父亲竟以绝食相威胁，只好又把父亲送回山上，自己重新上山，照顾老父亲。
而在这场宏大的迁徙中，无数人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9月6日，刚刚20岁出头的聂帅和梁恩宇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不幸遇难。当日，他们作为雷波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技术人员冒雨前往长河乡，指导易地搬迁安全住房建设，途经山棱岗乡田家湾村危险路段时，车辆坠入山崖。3月8日，7名扶贫干部在四川乐山不幸遇难，他们在勘察扶贫公路建设项目的途中遭遇岩崩。
人们闻讯赶去救援，在滚滚的烟尘中清理了约160立方米的玄武岩，才挖出两辆被掩埋的汽车。在完全变形的车中，只见一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文件袋，怎么也分不开。那双手是马边彝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助理曾德林的，而文件袋里装着工程图纸和项目文件。
那天，他和同事王川、苏建荣、李志强、邹杨、江兵、陈世平前去考察，是要研究连通马边、峨边两个彝族自治县的公路修建问题。鲜血染红了文稿，也染红了七位干部身下的土地。
扶贫搬迁，也是一场文化变迁。山里与山外、城镇与乡村、传统与现代，迥异的文化互相交融，激荡着每个人的心。54岁的张代全被称为“村里的司马迁”。在甘肃省文县的搬迁安置点里，记者见到了他。尽管瘫痪在床，他却被视为尚德镇丰元山村最心灵手巧的人，现在，虽然没法再做木工，却做着一件更让乡亲们吃惊的事——写村史。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应该记录一下村子的历史。”从今年初开始，他不放弃向任何一位路过门口的老人询问的机会，对村子的历史刨根问底，然后用笔记下。
根据张代全的村史记载，丰元山村有四个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而张家祖先是湖北人，“湖广填四川”时搬迁至此，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了新的生机。
下山之后怎么过活？
44岁的龙天保是带着6斤大米下的山。他的老家在贵州省月亮山腹地榕江县计划乡摆王村污讲寨，距离乡政府约25公里，山大沟深。
和祖祖辈辈生活在寨子里的其他贫困户一样，龙天保曾住在人畜混居的传统木房里多年。他渴望走出大山，但在易地搬迁中，龙天保曾无数次挣扎过：下山后靠什么生活？然而，为了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彻底割断“穷根”，他决定“试一试”。
按照每人每天1斤大米的口粮算，以3天为限，他从自家的米缸里称出6斤大米，和妻子一起下山“闯江湖”。
夫妻俩计划：要是米吃完了，工作还没着落，他们就回到大山里，再也不出来了。
“第二天他们就在砖厂找到了活儿。”曾多次动员龙天保搬迁的榕江县水库和扶贫生态移民局副局长罗幸金说，他们勤劳肯干，很快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连单车都没骑过的龙天保还学会了开铲车、骑摩托车。
下山之后怎么过活？这是搬迁户最关心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范围将扩大到22个省份、约1400个县。要解决“不仅搬出来，而且稳得住”的问题，关键要解除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动员秦巴山区的李桂英搬迁，曾让当地干部伤透脑筋。李桂英一直住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山顶。今年4月，驻村第一书记赵萍来到李桂英家，看见破旧的危房对她说：“你这个房子太危险，还一个人住，需要搬出来啊。”
但李桂英只是听着，眼角挂着泪水。儿子上大学需要钱，她害怕搬迁下去背负债务，找不到活儿干。
赵萍说，为做通工作，当地干部到李桂英家去了五六次，把政策讲透：她家2口人将获得5万元补贴，同时给她安排了公益岗位，每月清扫公路有600元钱，在山下还能分得2亩菜地。最终，李桂英搬出了危房。
按照国家规划，各地在搬迁中严格控制搬迁住房建设面积和标准，防止贫困户因搬迁而增加债务。同时坚持住房搬迁与后续产业发展统筹考虑，通过发展特色农林业、发展劳务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资产收益扶贫、低保兜底等途径彻底解决搬迁人口的脱贫问题。
改变孩子的命运，才能斩断“穷根”
记者来到贵州省惠水县城郊的高镇小学时正逢周一，学校在举行升旗仪式。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四年级学生罗倩说，她以前在村小从没见过升国旗，五星红旗一直都是课本里的样子，“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当上小旗手，亲手升一次五星红旗。”
县里还专门为学校63名搬迁转学的孩子开通了公交专线，只需15分钟就能由安置点直达学校。班主任邹建琴说，学校正在全力帮助这些孩子跟上功课，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在高镇小学旁的幼儿园，6岁的梁水保第一次上幼儿园。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小朋友们玩耍，不时哈哈大笑，露出掉了一颗门齿的牙齿。
幼儿园老师赵来说，梁水保的老家在大山上，语言交流有限，他还不能完全听懂其他小朋友的语言，但丝毫不影响交往。
从山上搬到县城后，移民接触的信息更多了，他们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
“去年，我还花钱让女儿补习英语呢。”贵州省榕江县移民群众龙水保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一定会供儿子、女儿读完大学”。
惠水县明田安置点19岁的罗海丽，曾和弟弟、妹妹同为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在她的记忆里，每个月都要去邻村给父母打电话。山路难行，打个电话来回要一个多小时。回家后，她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床上相拥流泪。
2008年的一天，她忽然腿痛难忍，等父亲从浙江赶回村里时，她已经不能行走，最终留下了残疾。她的父亲悔恨不已。
现在，海丽全家七口人全部搬到了明田安置点。按照政策，她的父母都被安排在附近工厂打工。海丽在社区中心工作，每月也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
她的手机里有一张全家福，是今年7月3日搬入新家后照的。“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只是没有我，因为是我亲手照的。”她说。
当记者提出为他们全家照一张全家福时，海丽忽然笑着哭了。
在贫困村民迁出之地，人们开始种树。可以预见，若干年后，这些贫瘠之地将会绿树成荫。树林之中，早已无人烟的陋室旧房将逐渐湮灭，假如有后人寻访，或许只能通过一些依稀的遗迹来感悟这沧桑巨变。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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