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年轻不再热血还在
现在写稿子,提及“70年代”,编辑非要添加“上世纪”字样,弄得像在写古代。有时回想“文革”过后的种种人事,包括空气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奋,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古代”的朋友们还活着,譬如星星画展那几位。星星画展的主要成员都去了国外:王克平、马德升在法国,曲磊磊在英国,黄锐似乎去日本,阿城、艾未未分别久居洛杉矶和纽约。现在王克平与马德升仍然留居法国,其余几位又都陆续回来了。
如今我们已经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
从库尔贝、马奈到凡高这三代逆种,生前始终是沙龙的强敌,身后被证明内在于历史的肌理与逻辑。“文革”10年所有少年逆种(包括诗人与作家)即便于70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获得起码的水土,休想发育,一如全国的民意表达,当年只是半截破烂的西单墙,而西单墙观者如堵,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春,属于历史过度疲乏,出点小事故,今之媒体后生谁知道西单墙。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所谓“朝野”在1979年前后没有俨然分际:朝臣与逆种,如前述,有时是饭桌上的父子；星星画展得以过关,得助于两位官复原职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北京美协主席刘迅；而星星成员啸聚游行的前科,虽据称公安局至今迄未销案,但那年中央美院学生会高高兴兴请来星星成员讲演,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我记得当时现场灯光昏暗挤满人,简直狂欢。
没有人预知将来。当年种种官方默认与草根自发的骚动,只为挣脱文革恶梦,不再压抑——30年后,学院群体哪料到繁衍成空前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即所谓“体制”；在野群体也不知道自己拱开的缺口,催生了日后新文化形态之一,即广义的所谓“当代艺术”……80年代的故事说来太繁,反正直到90年代初,圆明园的日常剧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驱赶,而体制要到新世纪这才恍然明白当代艺术可资利用——70年代末仍是使用粮票的年代,党官与野种穿着同样破旧的中山装在食堂里攀谈,就国事与文化,想入非非:谁都“摸着石头过河”,对岸在哪里?何时并怎样抵达对岸?
如今我们已经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新世纪以来,本土体制、境外体制,以各自的“政治正确”与文化阳谋,合纵连贯,成功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年轻人的选择与回报无疑远远多于30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标准模式,任君挑选:考试,入党,或者交钱。游戏规则,则是体制内外的关系学与经济学,交相奏效,统称利益学。1979年的可怜讯息无不点燃艺术家的气血与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讯息是教你趁早学乖——“上世纪”一度肆无忌惮的激情,一度边际模糊的文化版图,悉数成为古代的传奇。在新世纪,圆熟而明智的艺术家根本不需要马德升式的叫嚣。
1946年,人在巴黎的毕加索断然拒绝纽约前卫艺术家请他声援“艺术自由”的恳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没有值得对抗的学院艺术,这对现代艺术很不利。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在于它能否冲破重重障碍。”且慢!他所谓的“原则”与“障碍”在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平心而论,对现代艺术很有利,但他继续说:“艺术家一旦被认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先驱的命运好比微焰,划破浊空,无可成全
此刻星星群体在《今日美术馆》被纪念,我以为是在纪念他们从未获得85群体得到的承认——印象派乌合之众并未被当时的历史承认,他们以终结历史的方式,成全历史；中国的乌合之众得以乌合,则受惠于历史的终结(毛去世、四人帮就捕、文革结束)。什么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以被扭转的历史,告别过去；中国历史的正式扭转——即便仅止于文艺——则谁肯算上在野群体的份儿?很快,被扭转的历史告别野种,从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现代艺术运动蜂拥而出,迅速抛弃、贬低星星往事,并蓄意忘却。
“业已过去”与“曾经发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过去了。星星群体成全了85运动,他们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怎能想象85运动之前没有任何异常的动静,放胆的发作?而先驱的命运好比微焰,划破浊空,无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说,他们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成为单独的人。
90年代初在纽约见到王克平,沉静质朴,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单干户。据说,木雕在他院子里堆积如山。阿城的录像拍摄了坐在轮椅上的马德升,他被缓缓推出走道,只剩脑袋能够转动了,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里?我再没见过他。黄锐依然战士之身,谈话间残余70年代的辩论激情,留了胡子,忽然笑起来,那种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美院讲演中并未到场,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员。我猜他从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尔,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尔,并神奇地注入他来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国人沃霍尔倍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动作,就是向所有庞然大物握拢拳头,伸出中指。
文学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员,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学才华的背后,另有宽阔深沉的立场。我们所知道的阿城很难与团体发生联想,人的成长伴随种种邂逅,而团体之获得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画廊举办《星星十年展》,出了册子,阿城写了动人的回忆,还有他们挤在中国美术馆第二届星星画展招牌前的集体照:那时阿城多瘦啊!1979年。
在今天的芸芸青年中,在越来越保险而有序的当代艺术中,倔犟的、难以制伏的种性非但不合时宜,且招人讨厌。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在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历史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望,然而糟糕透顶。
28年前,星星野种在北京大街高举“艺术自由”的横幅,公然前行。28年后,中国当代艺术——85运动的代名词——欢然证明“自由”的降临:至少如可恶的毕加索所言,大家总算被认可,被理解,被集体“通过”；星星则早已退出历史,问题也不再是争取所谓“艺术自由”,这句口号在1979年既危险、又高尚,意指艺术之外的立场,但已难言说今天的现实——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样把握自由,才是真的问题,一个远比1979年更显复杂,同时被我们长期绕开、回避,而从未解答的问题。
听说那次《星星十年》纪念展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作势自我了断,此后从未群相聚合。确有此事吗?除了阿城,我与星星成员并不熟腻,原初他们好像是十六七位吧,我仅识得以上这伙弟兄。就我所见,他们还有无名画会几位资深硬汉,从未试图获取被招安的身价,个个如28年前一样,自履其道,仍然在野。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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