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应回到劳动者权利本身
朱慧卿 绘
■ 王聃
一名在深圳打工的女子程女士上班时间突然猝死，在医生已经宣布其脑死亡的情况下，程女士的丈夫仍不肯放弃，坚持抢救。在抢救超过48小时后最终无果，该女子不幸离世。既然妻子是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身亡的，是否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程女士丈夫这一请求却被深圳人社局拒绝，理由是按照现行条例，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视同工伤，程女士家属因此将深圳人社局告上了法庭。（9月6日《新快报》）
不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新闻了，何其相似的情节，又何其让人顿感悲凉的境遇。劳动者骤然倒在工作岗位之上，家人和亲属为抢救其生命拼尽全力，遗憾的是，生命最终逝去无法挽回。安排好逝者的身后之事，当亲属试图来为逝者争取“工伤”的待遇，遭遇的却是“48小时之内死亡才算工伤”的冷冰冰规定。劳动者意外死亡在工作岗位上，却因“死得太迟”，进而无法获得对应的工伤补偿。如此情景，不仅令逝者亲属心寒，更令围观者愤懑不已。
心寒和愤懑的情绪需要被正视，工伤认定的48小时之限，也需要被再次审视。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即便是严重濒危的病人，通过药物和种种治疗手段，让其生命延续到48小时之上，也不再是难事。这般背景下，再去简单地以48小时内为期限，来进行工伤的认定，显然已不合时宜，只会制造出更多冰冷的新闻。正因如此，工伤认定的时间限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才能兼顾到制度柔性和生命伦理的两全，才能告慰那些在工作岗位上意外逝去的生命。
然而，简单地取消工伤认定的48小时之限，会否让所有的争议消失于无形？恰如一些论者所说，即便将工伤认定的48小时之限调整到72小时，甚至是96小时，它仍会陷入某种伦理上的困局。站在家属的角度，他们总是希望亲人的生命能够延续得更久一些。而站在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角度，他们却希望实际的工伤认定操作具有制度刚性，防止种种“冒充”情形的出现。可以想见，即便工伤认定的期限被延长，甚至被取消，争议依旧会出现。
正因如此，要让工伤认定不再冰冷，当务之急不是取消工伤认定的时间之限，而是当迅速赋予其某种制度弹性。如新闻所显示，深圳人社局拒绝程女士工伤申请的依据是《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那么，该条例能否在执行工伤认定时间期限的同时，增加一些弹性的工伤认定规定？譬如，因单纯抢救引发的“超时”，应不成拒绝工伤认定的理由；再譬如，工伤认定的主要依据，应从时间调整到具体的死亡情节。倘若系列弹性规定能被添加，工伤认定必当具有更多温度与人情味。
应当意识到，工伤认定能否体现出足够的关怀与温度，仍是劳动者权利的一个重要表征。恰缘于此，工伤认定最应回到“人”和劳动者权利的本身，既要体现出对生命的足够关怀，也要让劳动者的权益能够无障碍地获得。如果一起起冰冷的新闻，总是无法触动当下呆板的工伤认定规则，就很难说对劳动者的关怀和体恤是真诚的。日前，程女士的丈夫已将深圳市人社局告上法庭，要求深圳市人社局重新对程女士做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期待这一起诉讼能引发更大的涟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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