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神”的道路上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谁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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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把《大英国志》译成中文,郑重将伟大作家“舌克斯毕”介绍给中国读者,1902年,这个“舌克斯毕”在梁启超笔下变身为莎士比亚。
在中国,莎士比亚已成妇孺皆知的伟大作家,以至于没读过他的作品、没看过他的戏,都会被认为是一件丢人的事。在北京青年戏剧节上,《哈姆雷特》《李尔王》《拥抱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温莎的风流娘们》《奥赛罗凌云十八式》《驯悍记之女神出嫁》《一磅肉》等集体亮相,忠实原作的、再演绎的,不一而足,多数场次已一票难求。
莎士比亚真的那么好吗?真的适合每个观众吗?
至少胡适当年不这么看。
1921年6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萧士比亚(即莎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都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如Othello(即《奥赛罗》)一本,近代的大家绝不做这样的丑戏。”
胡适这段话包含了几个意思:首先,莎士比亚不过是工于造句;第二,比近代戏剧家差远了;第三,《奥赛罗》是丑戏。
胡适的观感带有普遍性,最早汉译“舌克斯毕”作品的林纾等人便将其归为“好言神怪”的传奇作家,春柳社将莎剧搬上舞台,演出效果远不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秋星在《新剧杂谈》中说:“盖莎翁戏曲情节,在欧美固相宜,在中国则有格格不入之处。”
为了让国人适应,四川雅安川剧团的王国仁还曾将《哈姆雷特》改编为川剧,标题足够惊悚——《杀兄夺嫂》,不知唱词中是否也有“叫一声约瑟夫孤的爱卿,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式的风采。
1919年,《新青年》上发表了知非的文章,称《哈姆雷特》“绝非人类社会中所可有之事”,只能让人受到“极强的刺激”。1921年郑振铎也说翻译《哈姆雷特》不经济、不适合时代需要。茅盾则说莎士比亚是一个“迎合贵族的趣味”“得着女士的喜欢”的作家,其作品“不过是贵族阶级的玩好”。
然而,上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文学大量引入中国,中国作家才知马克思竟然还说过“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茅盾立即撰文呼吁中国作家要像莎士比亚那样,“就是站在人生的头阵,战斗着,创造着,工作着,挣扎着”。作为贵族玩具的“舌克斯毕”迅速升华为反帝、反封精神武器的莎士比亚。胡适亦改变态度,积极张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8年7月,国立剧校在重庆公演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正值“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此次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以慰劳前线官兵,莎士比亚进一步成了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后中国与英国结盟,莎士比亚更成了“自己人”。
就这样,“舌克斯毕”走完了其经典化的过程,从此之后,看不懂成了你水平问题,不再是人家“舌克斯毕”的问题,观众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只能证明其精神残缺。有了这层偏执,莎士比亚被打成“大毒草”,又被“拨乱反正”,也就不奇怪了。
几代造神,莎士比亚终于熬成文学标尺,终于将不相干的汤显祖也被牵扯进来。
最早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并称的,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他说:“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
青木正儿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因汤显祖也以语言优美、故事传奇著称,与莎士比亚略近,但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所指出的那样:“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
好在这160年莎士比亚的形象变迁史也不完全是笑剧,比如王国维就是难得的冷静者,在初期中国作家“群黑”莎士比亚的背景下,他却独赞莎士比亚“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愈咀嚼,则其味愈深,愈觉其幽微玄妙”,王国维不太懂“现实主义”之类的漂亮词,他称赞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第二自然”,与胡适等人相比,其见识、修养,实在高出几层楼。
今天看莎剧的人,不唯神交莎士比亚,亦能从中体味出王国维先生之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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