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70年的闺蜜情
柳飞琼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相识相知已有七十年之久。现在我们都是高龄老人了。从天真活泼的少儿到步履蹒跚的老人，期间跨越了两个世纪。我们的友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疾病的考验，时代变迁的考验，孤独与欢乐的考验，贫穷与富裕的考验。
少年时期
小时候，我和飞琼住在一条街上，我们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读在附近的江声小学（以后改名为吉和街小学）。那会儿，我们在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春天我们常到“牛奶山”（也就是后来的雨耕山）摘桑叶养蚕……形影不离。
大军渡江的炮声隆隆时，我们仍在学校上课，胖胖的翟校长教我们唱《划小船》。至今我还记得那歌词：“划，划，划小船，轻轻往上游，快乐呀，快乐呀，人生要奋斗！”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芜湖解放了！老师带我们站在校门口，举旗高唱：“芜湖今天解放了，万恶匪军被赶走，百姓得解放，男女老少齐欢唱……”当时的我们已是高年级的大孩子了。然而这一天，飞琼却不在。渡江炮火猛烈之时，她被家人送到上海亲戚家去了，名为保护安全，实为当佣人。
解放初期，飞琼回来了，我们在教会学校培德女中（现在的十一中）一起上初中，重逢的我们更加亲密无间。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上下义愤填膺，飞琼报名参军了。学校开大会欢送他们，她戴着大红花，对着镜头笑了，而我却哭了。这是我们第二次分别。
青年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飞琼复原回芜湖，当时的她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读书，二是接受组织上安排工作。飞琼刚回来时就积极温习功课，我也认真帮她补课（当时的我读高三）。
一次体检时，我被检查出患了肺结核，需要立刻休学治病。我惊呆了，休学？治病？继父是肺病患者，无固定收入……这真是贫病交加降临我身，打击太大！我在校读书时，尚有每月8元助学金，休学后，连这最后的补助也失去了。想到这些，我痛苦极了，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就在我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飞琼得知我的境况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升学的机会，选择了“工作”。她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人民币15元）分给了我，作为治疗、吃药、营养的费用。
飞琼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手工业局，她就住在局后面的单身宿舍。在这期间，她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我在一起：我们聊天，逛陶塘、江边，看电影，购物。每周六在食堂吃过饭后，晚上我们同床共枕，聊天直到进入梦乡。当时的我们不知是无知还是情深，竟不觉我的病会传染给她，所幸，如此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她一直安然无恙。最令人高兴的是，我在服用了三个月的雷米封后，病情迅速好转。之后，飞琼又助我去三河镇同学家疗养，说农村空气好。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不到半年，我的病痊愈了。这以后的漫长的日子里，再苦再累，竟也都没有复发。我将这归功于友情的力量，归功于飞琼的援助。
一年后我复学了。一九五六年，同班同学纷纷上大学。我考虑家境，开始挣钱养活他们。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学校是新芜一小。因我深知，我之所以能读到中学，是国家的培养（全额助学金），党的关怀，同时也有好友飞琼的帮助与鼓励。党恩、友情岂能忘？自工作起，我就努力学习，踏实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五七年，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以后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辈子获得了很多荣誉……犹记得第一次获奖，我十分虔诚地把奖品（钢笔和精美的笔记本）双手呈给我的好友柳飞琼，以表示我对她的感恩和敬意！
我们的青年时代，祖国正是百废待兴，经济困难，人民生活绝大多数处在贫困状态，好在生活费用不高，大家并不计较物质生活。我们青年朋友们更是单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和飞琼相互帮助，相互勉励，共同携手前进，我们都是青年中的先进人物，我们共同为祖国奉献出青春和力量。
中年时期
时间在“大跃进”的年代中飞快划过，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就地选择在区里当秘书的一名干部，飞琼则选了一位去苏联留学的留洋生。飞琼当年不但品学兼优，还长了一副明星一般的脸蛋，追随者众多，结婚是件大事，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在一起共同“研究”。
一九六零年，我先结婚，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供应23.5斤（其中包括半斤饼子票，几斤杂粮），我结婚时，配给我三斤糖果，又托人买了一点香肠、香烟，没有新衣服，没有婚礼。当天，我还在上班，晚上，我唯一的亲人，妈妈，做了几样小菜，其中最好的是蒸香肠，唯一的客人，是飞琼。我们四个人在我住的十平方的阁楼上，办了这桌所谓的“婚宴”。吃完饭后，飞琼伴我走到新房（新房也是办公室临时布置成的）。分别时，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迟迟不松，泪眼汪汪。因为她是我心目中无血缘的亲人。
一年以后她的那位留学生回国，分配在海军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很神秘。婚后飞琼夫妇长期两地分居。
此后，我们先后当上了母亲，并且是一个，两个，三个。我的孩子们由我母亲照顾；而飞琼则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此时她在银行上班，每天下班后需快步赶回家，做饭、接孩子。她每天都处在紧张的奔忙中，而我也是整天忙于工作（时任小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回家时，还得教育小孩，我们都太累了！有时，我甚至利用上班走路的时间，观察四下无人，闭上眼睛走路，享受瞬间的休息。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中，除正常工作，还需参加很多义务活动，往往仅有的休息日都被占用，支农支工。我们太辛苦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在一起聊天，只是当谁家有要事，才能相聚。遗憾的是，在她最艰难的时期，我无力相助。好在组织上照顾，几年后，她的爱人调回芜湖，为这件事，我也没少出力。
回想我的一生，比飞琼的坎坷更多，尤其是中年时期，不仅工作忙，而且遭遇社会动荡，政治风波的袭击。十年的艰难困境，使我不能继续在岗位上服务人民，苦闷时飞琼仍然宽慰我的心。
四人帮终于倒台，我们热烈地祝贺。可惜十年，我的人生大好时光，却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光和热，这也是同辈人的不幸。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我家七口，全靠夫妇两人工资100元支撑，仍然处在经济紧迫阶段。发薪的前一天，仅剩一枚五分硬币，飞琼还是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援助……一九七八年，我的两个儿子分别要去哈尔滨和长沙上学，飞琼亲手为孩子们做衣裤，购生活用品，给路费。在经济上、精神上，飞琼一辈子都在给我帮助，许多回忆至今回忆时，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老年时期
时间飞逝，九十年代初，我们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她留银行上班，我被市老年大学聘用，一干就是十五年，直到七十岁时，才完全退休。此后，她上老年大学，学画画，我羡慕她的聪明能干，干啥像啥，而我也没闲着，“第二次退休”后，仍然去学习英语和唱歌，读读书报，写写随笔，参加市老年协会多种活动。晚年我们的生活是安详幸福，我们的孩子们都很孝顺，我们各自的三代之家，都很幸福。去年市妇联、电视台等单位在重阳节时为我们百余对老人举办了隆重的“金婚大典”。鲜艳的唐装，完整的仪式，仿佛为我们补办了缺损的婚礼。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知不觉，我们的头发变白了，腰变弯了，曾经美丽的脸庞上填上了很深的皱纹。我们的行动迟缓了，很少外出也难得见面，但友情未了。常借助电话相互关心，不定期的相聚，品尝孩子们买的美味食品，聊天，回忆往日的阳光……现在我们都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我们相亲相爱、相助七十余年，是朋友，是同志，是没有血缘的姐妹！我深深地悟道，人生的道路上，闺蜜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唯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姚云霞
青年时与飞琼结伴逛街的留影
新闻推荐
□葛维敏在我们家乡有一种备受争议的树——构树，又称“国树”。在一般人看来，被称作“国树”的，通常应该具有别的树种所没有的高尚秉性。要么像楠树一样，有珍贵、稀有的实用价值；要么像松树一样，有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