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盖世太保”戴笠:实际是一个没有人格的人
蒋介石和戴笠(右)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的人。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大多数人以为戴笠一类人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才。这种成才,可以解读为胡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守成规、嫖赌成性,一度被学校开除。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中,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他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理想而艰苦付出。在他三十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这种吃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因此,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20世纪40年代,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身逢革命年代,他有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献身精神。比如,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赏识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常手段,一般人以为正适合流氓无赖来做,军统是流氓的大本营。事实不然,军统组织严密,但其人员却从社会上广泛吸收,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据沈醉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多。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
因此,不难理解戴笠的意义。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就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他们自认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缚,但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自认为是菩萨心肠而行霹雳手段,其实他们已经泯灭了正当的人性。他们自认为是人才,其实他们是人格永远立不起来的奴才。他们自认为是好男儿,但他们永远不会是有责任心、有现代文明理性的男人。
因此,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的、病态的、残忍又卑怯的。
(摘自《盗火与革命》,余世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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