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好好种地是很滋润的事
□赵公林
他八十有三,他说八十四了。伸着五根指头。
他正蹲在檐下,拉开一个很能用上劲的架势,在一截矮小的磨刀石上霍霍地磨着一把镰刀。
准备收麦子,二哥?我问。
他眼不花,但耳聋,只有声音很大时,才能听清一些。平时就靠看口型,猜出别人意思再搭腔。有人说得太多,嘴皮子张合太快,他看不出来便不作答,只笑着,“哼哼哈哈”,友好地表示出知道了在和他说话。听不清,他从不“什么什么”地追问,显得那么不和善。再不就改话题,让别人承受他的热情。
他回答我:多天不见了。很想见的语调。
我在城里上班,他是近门的二哥。我没大体力,在家干活时受他照顾不少,回老家的大多数时候就顺便来看望他。
他的聋始于早年,少时的十一二岁。我们村离京沪铁路不远,离界河站仅五里多路。界河站,太小,很少有人知道。提及北沙河,知道的人可能就多了,日寇1938年春攻打滕县城之前大屠杀的那个铁路旁的村子。北沙河惨案,史书上有记载,现在那里有纪念馆,存放着日寇的血腥。界河站就在北沙河北十多里的地方。1942年,他讨饭,溜进界河站,东瞅西望,想找点填肚子的东西。看到一截钢轨头,两尺长的样子,他想,钢铁,钢刀,钢枪,好钢用在刀刃上,金银铜铁锡,铁都排在锡前,钢更贵,钢轨更是好东西。想着,扛起来就跑。日本鬼子探照灯照来,一阵机枪扫射,一粒子弹打掉他半只耳朵。流着血,忍着痛,他不丢钢轨头,坚持扛着跑回家来。好在日本鬼子害怕遭埋伏没有追,他说要不就完蛋了报销了。被打的那只耳朵感染,不久又传到另外那只,于是他的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他说整天像看无声电影。
打那以后,村里人都叫他聋子。世上有了我并能开口叫人时,我叫他聋二哥。
每想起这,聋二哥就说,日本鬼子害苦我了。
聋二哥人高马大,在村里也算一表人才。但出了这毛病,他贬值很多,到了将近三十也没找上媳妇。1960年自然灾害,南方一个女人讨饭讨到我们村,聋二哥爹娘把她留下,给聋二哥当了媳妇。女人原来有过男人,死了。女人个子不高,鼻子、眼睛没有褒贬,就是嘴太大,不时流出口水,但心眼极好,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从不找事。不过还有一点不好的:就是不多明白。烧水要舀一瓢到街上让人看看开不开；一次和邻居吵架,很蛮的口音吵不过人家,急了,说:我脱了裤子骂你全家带×的。她可能觉得那样骂得能更狠毒。
聋二哥听见了,叹一口气:这都是日本鬼子给我的倒霉命。又抬起一脚把媳妇踢家去。
开始“文革”,忆苦思甜,革命传统教育。大队革委会几经筛选,选上了聋二哥,要他在村里作报告,理由是:贫农,扒日本鬼子的铁路。胸前别上大红花,聋二哥喜得合不上嘴。然而,走上台,一看到台下黑压压几百号人,聋二哥就紧张起来,腿颤抖,嘴哆嗦。爬着把钢轨头拉到沟里,灯光,枪声,奔跑,害怕,饿,疼,累,他经历的这些,一点也不能从他嘴里蹦出来。大队革委会主任坐在台上抓耳挠腮,大冬天里急出一头冷汗水,对聋二哥大喊:说日本鬼子。聋二哥怔怔地看着他,劲憋了又憋,终于张开了嘴:×他奶奶,日本鬼子。随后没了后话。大队革委会主任提示,聋二哥咬牙切齿、跺脚,还是那一句话。公社革委会领导见聋二哥不会再说出什么,便打圆场,说这同志太激动了,说不出话来。这一句就够了,表明了他的仇恨、愤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公社革委会领导领呼口号。台下拳头高举,喊声震天。这震天喊声似乎震开了聋二哥的窍,被大队革委会主任推着向台下走时,他狠劲跺着地,又开了口,这次多出两个字:打倒×他奶奶日本鬼子。
公社本打算树聋二哥为典型,让他把报告作到全公社或者推荐到县上,但死蛤蟆捏不出尿来,只好叹息作罢。
聋二哥报告没作了,没能给大队挣来面子,大队革委会主任很生气,原来许下的一天记两天的工分不给了,还扣罚他三天的。心疼着损失五天工分,聋二哥垂头丧气了五天,也骂了五天:×他奶奶日本鬼子,害死我了。
村里“五类分子”缺一名,大队革委会虑来虑去,觉得除了聋二哥没有更合适的人了:大炼钢铁时,几个人上门,聋二哥抱着那截钢轨头死活不放,右派。于是,聋二哥又上了台。开始他认为和上次一样又要他作报告,觉得出头露面也不孬,心里还准备了很多话,发誓要把钢轨头讲好,要一天挣来两天工分。但到了台上,胸前没给别大红花,而是头上戴了一顶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右派分子。聋二哥当然不认得写的什么,是什么意思。村民兵连长走过来,一把把他摁得跪在那截钢轨头上,他才注意往四下里看:左边跪着村里两个地主,右边跪着三个富农,才知道不是好事,但又不敢问因为什么。跪在那里,大喇叭里听到钢轨头、大炼钢铁,再往前几年一想,他便觉得真是自己不对了。下了台,擦把鼻血,扶着媳妇肩头,他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说,日本鬼子真是他娘的害人精。
这以后,他起早摸黑义务扫大街好几年。每挥动一下扫帚,就骂一声日本鬼子。
批斗会结束,那截钢轨头被没收。我们生产队那条街上有一棵大槐树,钢轨头就挂在大槐树一条向西南伸着的枝干上,生产队长一天三次拿着长柄的锤子敲响,集合全生产队社员,分派活路。聋二哥大多是干运粪、扶犁之类的脏活、累活、技巧活,但没点怨言。他说,留着劲干么?队长直把钢轨头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大槐树前是一片开阔地,聋二哥以前作报告和挨批斗都在那里。现在这几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在那里举行。那年换届,三牛想当村主任,三羊也想,二尿也想,竞争很激烈。经过选举,三羊当选。知道三羊每家送了十斤花生油的油票,三牛气不打一处来,举起椅子便砸那截钢轨头。钢轨头多年没人敲了,也没人过问过它的事,聋二哥在心里也早不认为它是他的了,任其挂在那里,有大风时摆几下；有孩童走过,时不时捡石块投一下。或许因为经年的风吹日晒,绑钢轨头的铁丝没有了筋骨,三牛砸去,钢轨头在发出“当”的一声破锣声响的同时,照着三牛的头便径直落下来。随着脖子一缩、头一歪,三牛像晒场上灌满粮食遭风吹的口袋,轰然倒地。也像从口袋口淌出粮食一样,三牛头上顿时流出一滩红血白脑,肝脑涂一地。
三牛无妻无子女,二牛上家门找到聋二哥:怎么办?钢轨头是你的,三牛发丧要一万多块钱,你拿5000。这时,聋二哥才又觉得钢轨头是他的,也觉得二牛说的有道理,没有钢轨头,三牛哪会被砸死?几番讲价,聋二哥拿了2500元。出钱后,聋二哥心疼得三天没吃饭,骂他媳妇半个月。又想,没有日本鬼子哪有钢轨头?又骂: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祸害人。
现在钢轨头又重新归了聋二哥,被他挂在自家院子里的枣树上。
聋二哥身子骨依然硬朗得很,蹲在那里磨镰刀,心不虚气不喘,磨得沙沙响。又用拇指肚试试刀刃,也试得沙沙响。刃,要磨得锋利,还不能卷了,他说,不然,功夫就白费了。过日子也是这道理。
一个两三岁孩童拿着一个石块,趔趄着跑来。聋二哥笑笑,露出满口黄牙:重孙子。高兴、自豪和心里的甜蜜,写满脸庞。
孩童拉住聋二哥一个指头:老爷爷,敲,梆梆梆。
聋二哥一定没听见孩童那弱弱的声音,但一定懂得了孩童的意思。抱起他,走向钢轨头:敲,咱敲,使劲。当当当,孩童手脚舞着,敲得并不是多响,但聋二哥一定听到了,听得很悦耳。
孩童又摸聋二哥那只没有耳轮的耳朵,聋二哥自己摸摸另外那只虚摆设的耳朵,说,这钢轨头是祸害。又说,日本鬼子就是祸害。重孙子想敲它,就让他敲,敲打祸害,免灾。
还下地干活?我作着割麦子动作问他。
他明白了我的话,说,我不识字,没文化,一辈子没进过城没下过县。进城下县有什么用?听不见人家说什么,瞎看景致。最远赶过界河集。我就是小麻雀、小知了、小虫子,没见过大世面,不懂得大道理,但知道不兵荒马乱好。不打仗,不愁吃穿,有钱花,就是好日子。抚摸下孩童脸蛋,聋二哥又说,我一辈子就喜欢种地。说种地不知道累是什么你可能笑话,可对我来说是真的。累,睡一觉,劲像泉水一样,就攒出来了,就满了。有个好世道,能好好种地是很滋润的事。
我点头。
日本鬼子还敢来?他像自语,我跟孙子重孙子说了,再来,用这镰刀把他们耳朵都割下来,喂狗。他也指指南墙根,那里正卧着一条黄狗。或许它听懂了聋二哥的话,摆了几下尾巴。
我说,日本鬼子不敢来了,种好地过好日子吧。
聋二哥又笑,举起孩童又敲那钢轨头。
当,当——很响。
拿着一把镰刀,又把另外一把别在腰间,显出“老把式”风度,也依然有些威风的聋二哥,走出家门,向田野走去。走得虽慢,但不龙钟,不老态,不蹒跚,还稳当有劲,有心劲。
田地里,麦子正等待收割,一望无际,一片金黄,又一派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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