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恢复高考：我的命运我做主,1977恢复高考：我的命运我做主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一天的报纸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育、博士生导师。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恢复高考时的一些历史细节。
高考不再搞“群众推荐”
每一个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几乎都有两段共同的往事，那就是 “文化大革命”和 “上山下乡”，对于高考，他们等了11年。
1969年夏，陈平原初中毕业，无法继续升学，只能上山下乡。父母都在五七干校，他和两个弟弟、祖母回到了老家——潮汕地区的一个山村。他在乡下呆了8年，其间当过农民、民办教师，还在当地上了两年高中。
1972年，高考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以陈平原的家庭背景（解放前，他的父亲曾应朋友之邀到台湾《中央日报》工作过一段时间），是绝不可能上大学的。
当时大学招生实施的是“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许多人对这个十六字方针十分不满，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后来还强调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 ”
“第一次听说恢复高考，大概是在1977年9月、10月间。生活在粤东的小山村，中南海的风雨我根本不懂，各种真真假假的谣言，我也懒得分辨。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此前也有‘考试\’，但决定性因素还是‘推荐\’。对这次改革，我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
给自己的命运做主
1977年11月高考开始报名，对考生家庭出身条件的限制，也被取消。当时是各省分别考试，陈平原所在的广东作文题目是 《大治之年气象新》，而他妻子所在的北京是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那年冬天，570万考生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由于准备仓促，印刷试卷的纸张不够，邓小平亲自下令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
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开考，只有短短2个月时间，很多考生都来不及准备。当时有句话，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 ‘四人帮\’”。陈平原却不同，下乡八年，他从未放弃过读书，很多上大学时才会读到的文学专业书籍，他拿着锄头种地时就看过了。
“当时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考前复习，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重温数学，语文根本不用念。我毕业的那所中学组织了短期培训班，让想考大学的同学回去复习，报名的人很多。那一个月，我全用来啃数学。 ”
过完年，各高校开始寄送录取通知书。“中大的通知书到得很晚，眼看着别人都接到了，我还没有，有点急。那时我很瘦，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有体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体检时才99斤，还差一斤，直感叹，早知道，体检前应多吃一个红薯。为这事，父亲专门带我去请教韩山师专的校长，分析了大半天，估计特殊专业才有这样的要求，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
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那一瞬间，陈平原最想说的就是：以后，我自己能给自己的命运做主了。
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陈平原的高考作文之所以登上《人民日报》，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把语文放下，而在入学前他就在中学教语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
1978年9月，全国高校又迎来了第二批通过公平考试、进入大学的青年。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七七级大学生、著名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这样形容自己的同学：“我们中有十年‘插龄\’的‘老知青\’、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考状元、转业军人、县城干部，发表过作品的‘革命诗人\’、用毛笔抄过《左传》的工人、偷听外语电台的失业青年、受过‘四人帮\’惩罚的‘思想家\’、高干子弟、归国华侨、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上趟厕所都能碰到几个人才，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互相取长补短的人。 ”
但是在陈平原心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日后之所以有很好的发挥，成为社会的中坚，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陈平原的大学同学中，真正做学问的不多，大部分是在从政。有记者说，你们那一级很了不起，社会各界引领风骚的都是你们的人。其实，这个年纪，本就应该成为社会中坚。 “文革”十年没有培养大学生，80年代初政府希望干部年轻化，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于是得以大展身手。“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力强，而是‘命好\’，在大转型时代占据了好的位置。 ”霍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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