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转折处潮涨潮落
提着水果和文件包，徐迟走进医院病房。房内，数学家陈景润正在纸上写写算算，他刚从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到研究员。
“这可是好事啊！小平同志钦点你，可不只是单单为你一个人的事，你呀，代表的可是一批人呐。”徐迟笑着对陈景润说。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已经完成……
这是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片段。现实之中，《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报告文学的“报春燕”，紧随其后，报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蔚然成风，于上世纪80年代迎来黄金时期。
在历史转折处，报告文学的创作也发生“转折”：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席卷而下，报告文学独立性、公共性慢慢丧失，主要分化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和应邀写作的宣传性报告文学，二者各得其所。新世纪以来，则走向失衡、含糊不清、鱼龙混杂的“迷途”。
1978年文学舞台上的主角
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式发表，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时至今日，谈及报告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这部作品。
“其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肯定等，勇敢地突破了种种条框，从而使这部作品在当代报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回顾1949年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历程时，报告文学评论家李朝全写道。
除了社会效应，《哥德巴赫猜想》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记者投入进来，使得报告文学蔚然成为时代潮流。仅以知识分子题材为例，黄钢以李四光为主人公写下《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发表《船长》，陈祖芬写内燃机专家的《祖国高于一切》一炮打响，黄宗英也创作了《小木屋》等。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最终得以确立。
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黄金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渐露端倪，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社会。“那时候，作家的敏感度，对现实的关注度，比现在要强得多。”李朝全对记者说。
作家关注的，既有法制建设的问题，又有婚姻家庭的问题，还有城市交通、用电、住房问题，更有环境保护问题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总结道：“当时，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行量一度超过20万份，而且大多为个人订户。
上世纪90年代文学商品化倾向凸显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商品化倾向明显，作家写“表扬稿”的热情更高，有些作品粗糙且急功近利。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泥沙俱下，人们的关注点分散，读书之外，还有看电视节目、旅行、运动等娱乐方式，对文学的兴趣锐减，报告文学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
受此影响，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热情备受冲击，但仍有大批作家笔耕不辍，这一领域的写作亦出现分化。其中，写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不断涌现。1989年1月，钱钢发表《海葬》，全面展示北洋海军从诞生到发展再到毁灭的历程，就“充满了现实对历史的沟通与思考”。
相比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史志性报告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跳脱了感性世界，变得更为厚重。此外，另一种写作，则强调报告文学的宣传性，为高官、“英雄模范”、企业家等人物立传，文学商品化倾向凸显。
21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很难搞”
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影响明显减小，报告文学的乱象饱受诟病。
2000年以来，报告文学从文学舞台的中心，走到了边缘，似乎消失在读者的视野。每年产生一千部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几乎没有一部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不认为这是某一文体的问题。
“去年产生了四千七百多部长篇小说，有哪几部影响很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影响真的那么大吗？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李炳银对记者说。
年轻作家对待报告文学的态度亦令人担忧。李炳银观察到，现在一些作家把报告文学看成了一个“玩意儿”。“报告文学可不能玩，要有对于社会的真知灼见，要有揭露社会的勇气。”李炳银说。
报告文学领域的混乱，还表现在经营层面。2008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被媒体爆出“圈钱”发稿，轰动一时。2010年底，该杂志停刊。
对于报告文学领域的种种乱象，李炳银也“不满意”，不过，他并不认为取消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就能解决问题。“不能因为厨师菜炒得不好，我们就要连锅都砸掉。重要的是，你提高厨艺，提高把握火候、处理材料和配料的能力。”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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