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主角们不该只有“乱码人生”
□午夜侃人
5月9日，赵作海出狱四周年。作为代表冤案“符号”的他，获释后的命运际遇再度受到关注。4年里，他做过公民代理人，却发现很多事“管不了”；曾陷入传销，65万赔偿款的四分之一没了；曾开了小旅馆，没多久赔钱倒闭。现而今，他被儿子赶出家门，做起了环卫工。“社会比监狱复杂”，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这样感慨。
历经11年冤狱之灾的赵作海，尝试找寻自己的社会存在感，却在“复杂社会”围墙下屡屡碰壁。对此他归结为：“蹲监狱，和社会脱节了十来年”。这不乏合理性：他的“乱码人生”，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但“入狱——封闭——脱节”的因果链，将其命运导入“不入流”中。
应看到，沉冤昭雪、善后赔偿，确实是对这些冤案当事人的慰藉。但时下对蒙冤者的救济方式，方式仍太单一，多仅限于赔偿。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赔偿还是以当事人“保证不再找麻烦”为前提的，所谓善后，不过是跟冤案负面影响切割的别称。
而这，显然吁求对冤案当事人救济的立体化，而不是赔钱了事。这种妥善救济，不只是短促的专业心理辅导、医治，抑或指导其再就业，还包括重点关照、“跟踪式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化加速”中，恢复生活信心。
对冤案主角们来讲，他们的蒙冤入狱经历，出狱后生活脱节的焦虑，都会导致其情绪的易波动。这也内含着复合式权利诉求：政府对其的帮扶，应更系统化，也该置于广义补偿的框架下，更为持续。而社会，也该向其伸出公益援助之手。
尽管说，赵作海们在社会中终究是极少数，可他们本都不该如包袱般被抛弃。既然其跌宕命运烙上冤案印记，他们就理应被针对性救济的阳光照到——对政府而言，这与其说是人本关怀的触角延伸，不如说是对“公权力伤害”的责任代偿。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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