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命的另一个归宿 ——器官捐献协调员李翠英的故事
4月1日，李翠英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新华社
湖南，长沙，清明节前。
身材弱小、面容清秀。她在一排排公墓间穿行，时不时在一些墓碑前停留，默哀。黑色大理石墓碑简洁肃穆，镌刻着曾经鲜活的面容。
这些墓碑下，并未埋葬她的任何亲友，甚至，那些她停留过的名字，生前都不曾认识她。但她知道，埋葬在这里的生命，都还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
她，叫李翠英，湖南省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独自和参与完成了湖南省一半以上的器官捐献成功案例。
（一）照片
快５０岁的欧武章在ＩＣＵ门外静坐了许久，手里紧紧攥着几幅照片。
三个小时过去了，他终于在儿子欧梁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亲属一栏签了名。
此时，２２岁的欧梁正躺在ＩＣＵ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欧武章记得，脑癌肿瘤复发前，儿子曾告诉父母“要捐献器官”。然而，面对亲友的压力，欧武章夫妇却犹豫了。
“是小李给我的两组照片让我下了决心。”欧武章口中的小李，正是李翠英——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器官捐献协调员，一个新职业，伴随着２０１０年３月中国启动器官捐献试点而诞生。他们负责说服“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协助医院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
李翠英交给欧武章的两组照片，一组是面色蜡黄的尿毒症患者，因为等不到肾源满眼绝望；另一组则是成功接受器官移植出院的患者，满面容光。
李翠英告诉欧武章，完成欧梁器官捐献的嘱托，“这就是意义”。
在一些人眼中，“李翠英们”是“魔鬼”——当亲人即将离世，陌生的他们走上前来，说服亲属捐献亲人器官。
在另一些人眼中，他们又是“天使”——捐献的器官不仅救活了等待移植的患者，更让逝去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几个小时后，欧梁捐献了一对角膜、两个肾脏、一个肝脏。李翠英告诉欧武章，他的儿子挽救了三人生命，还让两人重见光明。
“谢谢你小李，虽然我不知道孩子的生命在哪延续，但我知道就在湖南、在中国，或者在世界某个角落。”
（二）选择
欧武章被打动的理由，正是李翠英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
四年前，她还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科的一名护士，实践着自己从小的梦想——救死扶伤。
但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她的职业选择——“李护士，我什么时候能等到器官？”这是移植科病房里，那些面容黯淡、每天在鬼门关徘徊的病人，最常问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等不到答案的绝望中离开人世。
那时李翠英常常边流泪送走患者边想，“该怎么救他们？”
机会来了。２０１１年３月，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展一年后，李翠英成为一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信息，印证了这份工作的重要：中国每年约有３０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１万例，供需比为１：３０。
而李翠英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在“潜在捐献者”出现时，与家属沟通，促成器官捐献。
任务的内容，决定了工作的不易——
试想，至亲奄奄一息，一个陌生人走上前，请你捐出亲人的器官。换作是你，作何感想？
被人骂是家常便饭，更有一次，家属中一个壮汉重重地推开李翠英，大声地吼着：“走开！你脑子有毛病吧！”那高高扬起的手臂，差点就落在她瘦小的身躯上。
是啊，李翠英也“笑话”过自己：是不是脑袋坏了？
（三）误解
接受采访的早晨，这个面容姣好的李翠英神清气爽地走来。除了一身黑白衣裤，没有什么能将她和几小时前、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场追悼会联系在一起。
３月３１日晚，一名捐献者的追悼会上，她被上百人团团围住，气势汹汹讨要说法。
“究竟干什么的，卖器官？！”
“到底收了人家多少钱！”
面对这样的质疑，李翠英说，“已经习惯了”——是的，习惯了理解家属的委婉拒绝；习惯了一时不能理解的会骂人，情绪激动的会推搡；更习惯了每天见证生死，充当忠实的倾听者，坏情绪的“垃圾桶”。
器官捐献要求很高，如果不能在心脏停跳后极短时间内摘取，就失去了移植机会。所以，李翠英必须“随时出发”。可是和抢时间的辛苦相比，偏见和误解，才是真正的阻力。
曾有一位农村大姐，经李翠英协调，捐献了故去丈夫的器官。此后每天清晨５点，大姐都会给李翠英打电话，反反复复地说着这样的内容：“小李，都说要完整地走才好，我是不是对他不起？”“如果我不同意捐，是不是你们还会救他？”
电话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常常凌晨一两点才睡下的李翠英，坚持每天５点耐心地听大姐絮叨，还反复地劝慰她：“捐献者都经过严格的医学判断，绝不会为取得器官而放弃对生命的救治……”
四年来，李翠英协调或参与成功的捐献案例已有８０例左右，占湖南全省总量５０％以上。这个数据，忠实记录着她向梦想进发的刻度。这“不可能的任务”是怎么完成的，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知道。
（四）“法宝”
将心比心——每当有人“取经”时，李翠英的“法宝”只有这四个字；也只有她自己知道，简单的四个字，做起来有多难。
２０１３年，五岁的男孩展展意外摔伤，生命垂危，其父母主动提出捐献幼子的角膜。“我们想让别的孩子用展展的眼睛看看世界。”
然而，当李翠英进一步提出捐献器官的建议，夫妇俩断然拒绝了。
怎么办？
她没有继续劝说。同样是母亲，她无法忘记从ＩＣＵ窗口里望到的孩子的脸。她开不了口。
但第二天，李翠英还是给展展父亲打了个电话：
“大哥，我也是母亲，不舍得孩子走，可用呼吸机吹着，孩子更遭罪。我不是来劝您捐献的，只想以母亲的身份劝您，放手吧，让展展安静地走……”电话那头，展展父亲沉默良久。
半小时后，夫妻俩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下了“同意”。
这样的“将心比心”还有很多——
她跑遍大街小巷，给亡者买合适的衣物；她给等待出殡的捐献者擦身、换衣；她从不拒绝家属请她出席追悼会、扫墓的要求；有人打来电话询问受捐人可好，她不厌其烦地查询、回复。
“器官捐献的意义，不仅是重生，更是一种延续。”李翠英说，她的手机２４小时开机。“家属只要记得号码，就能找到我。”
说话间，电话铃响，那头是一位苍老的母亲：“丫头，我没什么事，就想跟你说几句话，你还好不好？我儿子捐献的那个病人，他好不好？”
（五）答案
带着“放弃还是坚持”的矛盾，李翠英在这个岗位上走入了第四个年头。“梦想从没有变，但现实真的很残酷。”她吐露了心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大部分专职协调员在１年左右就离岗了，仅有少数坚持到三四年。主要原因之一，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每做完一次协调，李翠英总会跑到医院移植科门口的小花园，找个能躲过所有人的地方，一坐就是两小时。
因为常要在医院、陵园、殡仪馆奔走，花样年华的李翠英总穿着色调灰暗的衣裤；因为工作太累，她回到家就不想再说话；因为太忙，她极少有时间和孩子相处，“出门时儿子还没醒，回家时早就睡着了”……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坚持这么久？”李翠英也一直在寻找答案。
但，每当她回到移植科病房，看到恢复健康的笑脸；每当捐献者家属拉着她手说“你就像女儿一样”时，她就觉得，答案都有了。
答案里还有那么多有待完成的梦想——
“美国等发达国家，器官捐献的供需比是１：３，而我们国家是１：３０。”李翠英说，她希望能有更多人摒除传统观念的阻碍，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主动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当自己生命结束时能给予别人重生的机会。
（六）延续
４月２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在北京举行。
会上，一些信息引人关注——自２０１０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开展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全国已累计完成捐献１６１１例，累计捐献器官４３８２个，这表明４３８２余名器官衰竭患者得到了有效救治。
“器官捐献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在李翠英眼里，这些数字忠实地记录了所有同道中人为器官捐献事业付出的艰辛努力，记录了这个领域从业者风雨兼程的生命梦想。
也是在这一天，李翠英写下这样一段话：一路坎坷，一路风雨，我们从无到有。此刻，感受到的不再是生命离逝的哀惋，而是新的萌生与延续。生命的破碎，留下的是一种永恒的美丽。 新华社长沙4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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