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本书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选取了一组反映周恩来在“文革”时期重要思想和活动的文章,包括他用高超巧妙的外交政策开启中美两国的友好之路,促使中日走向正常的外交往来。《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安建设/著
周恩来的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尤其在“三个原则”问题上,可以说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相比,周恩来这时的认识已不仅仅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触及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后果了。
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在抗争“三个原则”问题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其住地“办公”。这种“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来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
《历史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1967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明天请看: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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