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少迷奸女星案里的台湾黑帮接受法律制裁是李宗瑞最安全的选择
2012年8月23日晚上8时许，头发凌乱、形容狼狈的中国台湾某金控公司小开李宗瑞在三名律师的陪同下终于走进台北市检察院投案自首。此前23天，声名狼藉的他或许还幻想自己能够在涉嫌迷奸60余名名模、艺人的检方指控下通过玩失踪继续逍遥法外。然而，当台湾黑帮参与追缉他的消息散布开后，这只“狡兔”清醒地意识到，接受法律的制裁也许是他最安全的选择。
无形之网
李宗瑞选择逃匿的自信或许来自于他所谓对法律的“了解”。毕竟，距离他在台湾扔下第一只靴子——被一对娱乐圈姐妹花控诉遭他迷奸并拍下性爱录像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来，经过警方的侦查，60余名受害女艺人浮出水面。台北地方检察署也一度向法院申请拘押李宗瑞；但是，迫于大多数受害女星不愿出庭作证，而案件的迷药、精液等证据均已消失，官司一度无法成案，台北地方法院只能以罪证不足为由将李宗瑞无保释放。也因此，李宗瑞坚信不会再有另一只靴子，狂妄的他在保释期逃匿，甚至在逃匿期间继续对女性作案。
转机出现在台湾黑社会组织之一——竹联帮的介入。传闻，李宗瑞随身的手机中还有一些检方未掌握的性爱视频。一些未曝光的受害女星担心随着李宗瑞的落网，这些视频将大白天下 ，遂重金请来台湾黑帮介入，意图在检方之前找到李宗瑞并与之达成和解。
据前台中县议员王加佳透露，竹联帮悬赏追缉李宗瑞的价码是500万新台币，是台北检方悬赏金额的25倍，并且通告各地角头、堂口及征信社在全台展开地毯式搜索。
对比台北警方采用的更有技术含量的定位手机信号、切断经济来源及清查网络、通联、刷卡记录等手段，台湾黑帮使用的手段或许有些老套。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先于警方找到李宗瑞。王加佳声称，8月15日前后，竹联帮派出的人马与李宗瑞一方在台中金钱豹酒店谈判。而据知情人士估计，李宗瑞一方希望通过金钱与委托竹联帮的被害女艺人达成私下和解——在李宗瑞投案后，女方会否认自己是受害人或改称两情相悦，致使案件无法成案。
在与黑帮谈判的一周后，李宗瑞果然选择了向警方自首。
据台湾法律界人士估计，如果李宗瑞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将有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但在台湾黑帮介入这场官司后，一切都可能只是“如果”。
黑社会江湖
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在人们循规蹈矩生活的正常社会中，也有奉行着地下秩序的黑社会。台湾的帮派团体以原始的暴力为后盾，寻求他们在白色法律体系中所得不到的种种。
台湾最早的地下帮会出现于清代末期，主要是青帮和红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这些帮会亦被取缔。20世纪50年代，台湾黑社会又开始发展，从起初的自保，逐渐蜕变成胃口越来越大的魔兽。各帮派争相扩充地盘，势力逐渐强大。
据不完全统计，遍布台湾各地的黑社会大小帮派约有1000多个。黑社会组织最有名的有台北的竹联帮、四海帮、牛埔帮，台中的大湖帮、十三兄弟帮，高雄的七贤帮、西北帮、十二煞星帮，桃园的铁鹰帮等。
2006年5月29日，号称台湾“黑道最后仲裁者”的台湾黑社会老大许海清下葬时，全台上万名黑帮分子集体前往吊唁。一时间，台北街头黑衣人林立，吓得台北警方紧急召集数百名警员到场戒备。而令人咂舌的是，在治丧委员会中，除了13名黑道老大外，还包括中天电视台董事长周盛渊、台湾“立委”颜清标、前高雄市副议长蔡松雄等多位商界、政界要人，台北市议长吴碧珠甚至亲自到场拜祭。
兴衰“竹联帮”
据台湾“内政部”警政署的资料显示，台湾如今的黑道势力主要由竹联帮、四海帮和天道盟三大帮派所把持。台湾帮派一向呈现近亲繁殖的特点：竹联帮和四海帮都是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的大陆居民及其后代，因此，被认为是外省人的帮派。竹联帮在全球有超过1万名“兄弟”，是台湾众多黑社会组织中势力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帮派。
竹联帮始于台湾。1953年，现今台北县中和、永和一带，一位名叫孙德培的人创立中和帮。孙德培带领众手下南讨北伐，建帮的两年间已将中和、永和及板桥收纳为盘距地。
1956年，孙德培在一次纠纷中杀死了一名古亭的本省大哥，最后被捕入狱。中和帮顿时群龙无首，其他帮派分子得知中和帮龙头被捕的消息后，不断瓜分其原有地盘。后来，中和帮元老赵宁召集帮众举行大会，宣布帮主孙德培入狱，为尊重其地位，决定以后不设立帮主一职，以表示兄弟平等，并且将中和帮改名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
竹联帮发展的最高峰时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17岁即成为竹联帮龙头的“旱鸭子”陈启礼统领下，竹联帮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帮派组织，并把触角深入台湾几乎所有领域，风头一时无二。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4年，陈启礼因亲自策划并参与了当时震惊世界的谋杀旅美台湾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一案，被台湾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后被两度减刑，于1991年获释出狱。而在此期间，为摆脱国际舆论对于江南死因的巨大压力，时任台湾首脑的蒋经国发起“一清专案”，对台湾黑帮实施大力打击。竹联帮首当其冲，一批大佬纷纷落马，而四海帮乘机崛起。在其后的李登辉时代，有着客家人背景的天道盟备受台独势力的青睐和扶植，从而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台湾三大黑帮鼎足而立的局面。
“黑金”政治的温床
台湾黑社会的成员究竟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可以说数不胜数。而且，黑社会成员现已发展成为影响台湾政治不可低估的势力。台湾不少政经界知名人物，本身就是黑社会成员，或与黑社会有联系。官、黑勾结，警、黑勾结，沆瀣一气，互相利用。
1987年，蒋经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宣布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和党禁。蒋经国去世百日之时，李登辉下令实施台湾第三次罪犯大减刑，有2.2万多名罪犯受惠，包括在“一清专案”中被扫进监狱的3000余名黑道分子。黑道头目看准日趋开放的各级议会和立委，并努力跻身其中，一张张选票夹带着江湖上的腥风血雨飘进了政坛。
台湾的政治选举名目繁多，所有层级的选战都是拼人脉、比关系的大较量。这时，长期盘踞一方的本省角头们开始爆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特有的政治动员能量。竞选一名县市议员的成本从上千万元到上亿元新台币都有，参选的黑道人物大笔砸下投资，要求的回报远远不只是一张高度司法豁免权的护身符，而是操控地区甚至是全台的经济利益。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选战变成血战，从1993年到1996年的4年期间，至少有8名县市议员或议长遭枪杀，有的是被竞选对手买凶杀害，有的是因为本身的黑道恩怨遭遇“黑吃黑”，有的是因为拒绝向黑帮屈服而遭暗算。
曾誓言与台湾黑帮斗争到底的前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法务部部长寥正豪回忆，在1995～1998年期间，全台湾857名县、市议员当中，有200多名自己是黑道成员或者跟黑道有密切的关系。
寥正豪曾经雄心勃勃地组建一支由检察官、警察、法务部调查员、军方宪兵组成的“铁四角”扫黑部队，但他只做了两年便黯然去职，其本人也险遭黑道暗杀。
就像香港警匪片中所描述的一样，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台湾黑帮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大佬们交替更迭，风光一时，但最终都逃脱不了坐牢、横死等悲惨的命运结局。
竹联帮前总护法张安乐虽然得以逃离台湾，但其长子张建和在1998年4月的一场酒后斗殴中被四海帮帮众用刀捅死在台北街头。其晚年丧子，甚至无法回台看一眼亲生骨肉遗体的痛苦，又岂是所谓的江湖地位能够补偿的？
依台湾“组织犯罪防制条例”所定义，“犯罪组织，系指三人以上，有内部管理结构，以犯罪为宗旨或以其成员从事犯罪活动，具有集团性、常习性及胁迫性或暴力性之组织”。一般而言，狭义的帮派定义为：“具有首领人物与一定的地盘的集团组织架构，其成员所从事之行为多属犯罪者。”据《法律与生活》
◎相关链接 黑道大佬吕代豪的自述
我出生于一个特殊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的一名上校团长，台海战争时在金门当指挥官打仗，有6年时间不在我身边。母亲是一位洪门的四大姐，家里经常开赌场，我是在牌桌旁边长大的。
我妈很宠我，我七八岁就喜欢打架，打输了哭着回家，我妈就说：“哭什么哭，打输了还有脸哭，打赢才回来。”后来她很后悔。
我的童年就是在打架斗狠中度过的。小学毕业后，我还跟一位少林拳的高手学了几年少林拳。后来，我开始搞了个50多人的帮派，叫虎威帮。
我父亲从部队回来，看到我在警察局进进出出，担心我迟早要进监狱，就把我送到台湾凤山陆军官校读书。军校里有学长制度，学美国的西点军校，就是要驯服你。我当然不喜欢被驯服，结果被学校开除了。
后来，我到了台北，在跆拳道馆教跆拳道。在那个地方，我每天要训练二十几个徒弟，后来干脆把他们带到飞鹰帮去。在那里，我们酿成了后来有名的“木栅凉亭血案”——死一个，重伤十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对死还没有概念。坦白地说，害怕，也不害怕。
我就这样走上了黑道。后来做到了竹联帮总堂护法，是仅次于堂主的位置。
什么地方有帮派呢？我告诉大家，什么地方有钱赚，什么地方就会有帮派。竹联帮花样很多，包括组织卖淫、赌博、敲诈勒索、走私军火、买卖毒品和贩运人口等。那时候，赚钱最多的就是搞赌场。
我每次跟赌徒要债都穿得西装革履，说话非常斯文礼貌。但该狠的时候绝对狠得下去，通常我一把匕首就能搞定。以我们的经验，被我们吓一次后，赌客去偷、去抢、去骗、去卖老婆都会还钱。如果你跟他打官司，他甩都不甩你，这就是人性。
我的下场当然是到监狱去了。到监狱里，我们不怎么害怕，因为竹联帮有很多人在监狱，我们会相互照顾。另外，在监狱里还会被提升，台湾的监狱就是一个小偷进去变大偷、小强盗进去变大强盗、小骗子进去出来变大老千的地方。
台湾38所监狱，我蹲过14所，最长被判14年6个月。
1976年年初，我高中同学的妹妹、一个叫陈筱玲的大学一年级女生突然给监狱里的我写信 。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试图感化我。但那时，身心都在坐牢的我却爱上了她。为了早日见到她，我越狱，在鲨鱼出没的海上漂了一天。
1977年3月，越狱9个月后，我再次被抓。我终于明白，“恶行跑不远”。
这一次的经历犹如醍醐灌顶，浇醒了我。
1979年 ，我最后一次出狱。在飞往台北的机场，陈筱玲正等着我。
1981年9月，我接受了华侨界著名的长老吴勇的建议，开始了神学院学生的生涯。
两个月后 ，我正式向陈筱玲求婚。她的父亲说：“吕代豪能改好，狗都要穿衣服。”
我用自己的行动打动了她的父亲。1982年，我俩结婚。从此，我开始了真正的慈善事业。在我50岁的那年，我帮助了150名曾经的黑社会头目、社会混子、堕落女子、吸毒者和酗酒者重回健康社会。
我常对犯错的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人生的上半场打不好没有关系，还有下半场，只要努力。”(综合中国台湾网、《潇湘晨报》、凤凰网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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