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救助失守的救助站
近日，有记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他起初拨打10次救助电话，但未打通，此后在警察帮助下才成行。但待警员离开后，救助站人员将记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并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称现在想走晚了。事后，受伤记者被诊断为轻度脑震荡，左脚软组织挫伤。救助站回应称，肢体接触属“临时约束性措施”，并现场公布受伤记者电话。而据民政部门证实，另一名流浪者在救助站曾被捆两个多小时。
●拿什么救助失守的救助站
长沙救助站之乱也许只是个案，但它却提醒我们去剖析当下救助体制中可能存在的短板。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与当下一些地方救助体系的欠透明有着直接关联。毋庸置疑，我们救助机构是处于行政主导体制内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它对社会与公众敞开度不够，公众既难以洞见其管理过程，也很难参与其中。如此，出现“黑屋里的暴力”便不奇怪了。
但原因并不仅止于此。审视暴力救助，离不开对救助机制本身缺陷的反思。从当前的情形来看，城市救助站更多起到的是一种“转送”的作用。换言之，它仅仅是以帮助流浪乞讨人员返乡，暂时解决他们吃住为职责。这就意味着，对于收留流浪乞讨人员，他们并无源头上必须救助的压力，也并不试图去提供延伸式的救助措施。因此，种种只为兑现“转送”功能的异化行为就会出现。比如，违背当事者的自愿强制救助，或者习惯性地不救助；比如，难以实现与社会的联动；再比如，只把流浪乞讨人员当成某种任务下的特定对象，而难以真正将其视为有尊严的公民个体。如此，不被监督的暴力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拿什么来救助失守的城市救助站？屈指算来，今年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第十年，十年已不短，十年亦是丈量的尺度。请更多关注与改进救助制度本身，请永绝指向社会弱势者的暴力。
●救助站哪来的权力
长沙救助站对暗访记者施暴，却拒不道歉，不仅公布私人电话，置他人隐私于不顾，还拿出“临时约束性措施”做挡箭牌，实在令人愕然。把人双手死死束缚，摁在地上，所谓“临时约束性措施”明显是对他人身体的侵犯，救助站何来这种强制权力？
长沙救助站解释，“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非常鼓囊，怀疑藏有刀具或其他违禁物品”。不过，一支小小录音笔装在口袋里，情状有那么夸张？退一步说，即便有被救助者口袋鼓囊，救助站也无权把人摁倒在地。这早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
“临时约束性措施”的行事思维，令人骇然。这种逻辑之下，不禁让人担心，有没有更多被救助者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在长沙救助站的思维里，看不到权利、尊严等字眼，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的管理者心态。救助站作为服务机构，怎能将受救助者当成可疑的犯罪者？
得承认，救助站面对的人群复杂，可能确有暴力威胁的人藏身被救助人群当中。对于这一问题，当有严谨的甄别程序，由专业人员参与，而不是让救助站人员恣意而为。救助站面对的，绝大多数是需要帮助的弱者，而非潜藏的危险分子，所以，对于每一个被救助者，都应展现善意，而不是处处提防。
加强救助程序的规范，让救助站透明运作，接受监督，才能确保救助服务不走样，实现救助制度的服务初衷。
●流浪者不应是包袱
在温情的制度架构中，救助站应是为权利兜底的一道壁垒。若流浪者无法免于饥寒甚至生命凋零，那么在“问责链条”上，救助站应是避不过的一环。
遗憾的是，在涉事救助站，工作人员摒弃基本职责，更别说道义情怀。早在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就明文规定：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而这些职务人员，却轻易碾过法规。
可以说，包括某些残疾人在内的流浪人群，处在社会底层，生存步履维艰。他们积弱，但这不是蔑视和虐待他们的理由，而应是拾掇关怀的“现实由头”——— 能否善待弱者，度量着社会文明的厚度，也检测着个体的良知坚守。或许，“恐怖救助”并不具有典型性，可即便是个案，它也应激起责任省思。给流浪者一个避寒所，以对等尊重和权利补位，抚慰他们的尊严“疮口”，当是对责任空格的填补。
据悉，长沙市民政局对救助站乱象已展开调查，表态将严厉追责。作恶者终将埋单，只不过个案性纾解并非终点。尊严的风筝，系在人本关怀的线上，这根线不能被歧视和疏离的“剪刀”剪断。对社会来说，流浪者不应是包袱。他们的冷暖，投射着社会的人文气候。
综合《新京报》《羊城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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