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信任的基础 □付小为
江西一位医生拒绝了交通事故受害者家属的红包，换来的不是敬重而是殴打，因为家属认为医生拒绝了自己的红包，只有一种理由，就是收了肇事方的红包。
这件事很极端，但患者家属的这种心态，在医疗卫生界乃至整个社会，都非常普遍。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会下意识地认为“钱给少了”；在马路上扶起摔倒的老人，法官甚至会有“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的判断。
这就是说，很多人判断他人行为，惯性是从功利、自私和阴暗的逻辑出发，不相信人有除此之外的道德坚守、人格品质和职业操守。医患之间，官民之间，人与人之间，莫不如此。可以说，我们这个社会，信任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已经崩塌。
一个社会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有效率，也不可能有秩序。这种不信任左右个人行动，会使人事事警惕、处处防备，难以形成人际合作，或者苟且钻营，奉行潜规则，陷入污泥浊水而自得其乐，社会道德水准直线下行。这种不信任进入集体行动，往往酿成难以收拾的群体性事件，从一些地方最近发生的冲突中，已经很明显地得到了体现。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不信任不过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性产物，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法制权威最终确立，问题会迎刃而解。这既没有看到道义资源流失的文化断裂因素，也是对法律路径的过度依赖，把法律当成调节一切问题的手段。
寻找信任流失的文化根源，是修复社会信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传统中国社会，是有他的信任结构的，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自有一套规范性的精神价值理念，虽有不合理成分，但千余年来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底线。但一段历史时期，数次改造社会运动，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也动摇了情操、气节这些传统人文底线。随后的年代，过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评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朝向进步的方向大步迈进，然而，文化重建却没能与它们同步进行。特别是重物质轻精神的价值取向，使人与人的关系逐渐利益化。
修复社会信任，需要我们从文化上把丢失的找回来，我们要重建国民普遍认同的现代道德价值体系，而不是空洞抽象，脱离日常生活的那些标准。也就是说，要让人们打心底里认为人是可以高尚的，坚持高尚是一种自觉，也完全行得通。
同时，文化建设离不开制度和规则的建立，实际上，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都应当有公开透明、合乎道义的规则，每个行业、每个群体，也应当建立起自身的道德操守和行为伦理。破坏规则应受惩戒，潜规则不应有流通渠道。
我们仍然乐观，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有许多人，从未放弃对道德的坚守，向高尚的致意，而他们的窘迫，他们的遭疑被谤，无不是重建社会信任基础的紧迫信号。
（据8月1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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