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拒绝警方要求是理性之举 □傅达林
上海一名12岁孩子的母亲涉案外逃，警察提出询问要求遭到校长拒绝，可以让班主任、老师配合询问，但不能直接问学生，理由是学校不鼓励孩子揭发父母、撕裂亲情。
或许是见惯了刑事执法强制性的一面，对于学校如此“不配合”的行为，近八成的网友表示支持，这分明体现出公共舆论保护未成年人的主流价值。也正是基于此，校长的拒绝虽然没有充分的法律根由，但却具备完全的道德正义性，故而受到公众的赞誉。
校方不鼓励孩子揭发父母，既是立足人性的考量，也是本着教育的宗旨。不过笔者认为，在这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中，处于执法者地位的警方同样值得称道，不是直接动用公共强权向学生发问，而是事前与校方积极沟通，通过班主任完成询问，表现出对于校方意见的尊重，也体现了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执法的慎重与人性化关怀。
出于公共安全利益的考虑，有些刑事执法必须面对未成年人，向他们询问线索或取证，此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立法特意规定了特别程序。刚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成年亲属到场，或是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这里，立法并未否定公安机关直接询问未成年人的权力，而是附加了通知监护人到场的额外条件。也就是说，本案在老师在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直接询问。
在法律上，公安机关有权直接询问未成年人，而学校也有义务保护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两种权力并未出现冲突或倾轧，而是相互尊重、积极沟通，在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下展开了良好合作。校方带有鲜明立场的提醒增强了警方执法的文明向度，而警方从善如流的姿态也凸显出刑事执法的谦抑美德，二者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双赢”。
刑事执法保护未成年人，避免造成青少年身心伤害，很多时候体现在细节当中。从询问环境的布置到心理慰藉者在场再到询问的方式与技巧，都应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情绪特点，以体现“对少年一种心理和感情上的援助”。本案中，诸多的细节安排都不难让人感受到人性的价值关怀。
很多时候，看似铁面无私的刑事执法，完全可以捎带上几分温情的面纱，即便有充分的法律根据，在执法的方式、手段与态度上，也可以呈现出更多的人性化关怀，这样做或许只是举手之劳，但传递给社会大众的却是深刻的司法文明。
（据5月12日《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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