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是浇死的

□洪信良

近日，一张“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接待国家体操中心领导费用支出明细”的图片被大量转载，图片显示，国家体操中心副主任黄玉斌、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等一行17人，在津3天，共花费16万余元，其中“保健费（女家眷）1100元、纯金摆件一个23800元、茶叶四盒16000元、给黄玉斌爱人及儿子、叶振南爱人购物费30000元”等内容尤其受人关注。 

体操中心主要当事人黄玉斌和叶振南都没有回应此事，天津市体育局则表示，这份明细单是伪造的，并于昨天在官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名人效应，恶意诬陷，以“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情绪”。

此事真假有待调查，让人不解的是，天津市体育局在声明的结尾虽措辞极其严厉，但既然断言是有人“恶意诬陷”，竟未提及“向警方报案”或“保留诉讼权利”之类的话。该事件已经引爆了网络，引起了围观，当事者要靠一纸声明自证清白，显然是不够的。

耐人寻味的是该事件的“引爆点”，简称“公贿”的公款贿赂。“公贿”也是种古老的顽疾，慷公家之慨，得本部门或一己之利，这是权力附加值得以最大化的重要方面。手握权柄者，掌控着“威福”这种隐权力，其权力隐性收益的边际取决于造福或加害的能力，因而权力的层级越高，接受“公贿”的面越广、量越大，一旦“公贿”风行，甚至会误以为这一切都是份内的收入，如同“三公消费”一样，觉得理所应得，受之无愧。谢亚龙坦然说自己虽拿了“人情”，“但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不正是权力在“公贿”“私贿”滋养下长期自由、野蛮、畸形地生长，乃至不自知其丑的表现吗？

有经验的养花人说：“80%的花都是被水浇死的。”有些官员一开始未必想贪想腐，但若“公贿”的潜规则已似洪水泛滥，在官场格局中，在自己很难不被利益之水浇灌的情况下，又有几人能似海瑞招待都御史鄢懋卿与胡宗宪衙内那样，绝不公贿逢迎的？ 

（据12月27日《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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