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怪神灵作为古代社会的衍生物伴随着愚昧和迷信几千年

鬼怪神灵作为古代社会的衍生物，伴随着愚昧和迷信，几千年根深蒂固地盘据在民众的大脑，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禁锢、麻醉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可悲的是大部分人执迷不悟，逆来顺受。鲁迅对此嘲讽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一无所有”。

鲁迅并非天生不信鬼神，他幼时也怕鬼。绍兴百草园旁有座桑椹丛生的小花园，葬有死于太平天国战乱的尸首，被称为“鬼园”，小孩都害怕去哪儿玩。鲁迅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其年龄渐长，接触死者，接受科学文化教育不无关系。鲁迅祖母过世时，是少年鲁迅按家乡风俗为亲人一件件穿的寿衣。后来他东渡日本仙台学医，曾解剖过许多尸体，“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青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对死者的同情、惋惜超过了恐惧，也为他练了胆，成为不信鬼的无神论者。

鲁迅对同胞的顽劣习性怒其不争，封建迷信也列其中。他用自己的言行，力图唤起民众的醒悟。回到绍兴中学任教，他遇到过“鬼”。一天忙完教务已入夜，他要回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路途远；另一条是小路，距离近，但要经过一片坟地，他决定走近路回家。此时，四周漆黑，荒草飒飒，鲁迅独个走到坟地，见不远处有个幽灵似的白影忽然停住，像块石头一动不动。鲁迅不免有些紧张，面对坟地“鬼影”的恐吓退还是不退？他选择了前进，径直走过去，大喝一声：“干什么呀”！随即狠踢了蹲下的“鬼影”一脚，那“鬼影”疼得嚎一声，夺路逃去。事后他认为：那可能是个小偷。风趣地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此言颇具哲理。鲁迅用踢“鬼”的故事证明：“鬼”并不存在，是人编造出来的。对仍处混沌状态的父老乡亲很有启蒙教育意义。

遇到“夜鬼”都可战而胜之，更遑论听说的“女鬼”呢！1911年初夏，鲁迅赴北平任职，住城南的绍兴会馆。这里有个规矩，即不准女性入住，非为歧视，实为过去有女眷在院内补树书屋旁的槐树上吊死，搞得好些人不敢住，成为“凶宅”。鲁迅则视为宝地，这里阴凉，安静，古槐树像张开的绿伞，驱走了夏日的燥热和喧嚣，好像专门为他预备的。心中无“鬼”天地宽，那“女吊”丝毫没能勾走他的魂，他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在此读书、抄写古碑，躲避袁世凯耳目的监视，淡定自如。但鲁迅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鬼”，他对旧社会逼死的女性充满同情，“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她们本不该成为“鬼”的。可恨的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以及那些“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给妇女带来巨大的痛苦并夺去她们的生命，这些才是杀人不见血的鬼！

在传统观念中，坟墓被视为不祥之物，这“鬼魂”的滋生地是要避而远之的。鲁迅不忌讳和坟墓在一起，还立此存照。1927年初，鲁迅即将离开厦门大学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临行和泱泱文艺社的几位友人，到厦大附近南普陀的小山岗散步留影。那里不仅生长着鲁迅喜爱的龙舌兰，用水泥砌成的圆坟也引起他的兴趣。他不嫌”晦气”沾身，单独和坟墓合影一张，把照片寄往上海，赶印到他的杂文集《坟》里去。在这里，坟象征文言文，与他倡写的白话文是格格不入的，终被埋葬。鲁迅赋予坟以深远的寓意。如今，在《鲁迅全集》及鲁迅画册里，尚能看到这幅珍贵的照片。

鲁迅有时也“迷信”，谈鬼谈得很投机。他和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谈自己的文章《死》、《女吊》，谈《聊斋》、《红楼》，谈中国的鬼和日本的鬼，一来作文化上的交流，二来作素材储备，目的是为了驱鬼。轻松调皮的话语，足见鲁迅这位思想解放先驱者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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