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刑事司法理念 □王琳
孙立平教授用“断裂社会”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基本特征，确实贴切。闻闻北京上海广州的现代气息，再看看中西部某些山村的贫困与落后，我们很难相信这两个极端的场景同样发生在中国。
刑事司法领域也有这样的断裂。一方面，我们的立法已经在朝向现代的路上走得很远，另一方面，我们的司法实务却还在传统的泥沼里不自知地挣扎。
比如，连不少嫌疑人都清楚地知道，“坦白可以从宽，抗拒不能从严”，但有些基层侦查部门仍然在讯问室内高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幅标语，并以此为政策攻心的主要招数。这毋宁说是顽固不化，不如说是自欺欺人。借问一下，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再比如，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告，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通告称，今年12月1日前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免除处罚。通告还明确指出，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将从严惩处。还有基层司法机关称，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将依法从重惩处。从轻的法律依据在刑法第67条，从重却既无理论支持，也完全找不到法律依据。不管是“拒不投案”，还是“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均非法定的“从重”情节。
“罪刑法定”是刑事司法的基石，司法机关的首要任务是适用法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来说，强调守法、护法格外重要。司法机关无权在刑法之外，另设一个“从重”情节。
若“从重”之说本为引导在逃嫌犯投案自首的一个“诱饵”，这样的欺骗也太过低级。难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教训还不够？
自首可以从轻，在逃不能从重。就像一个杀人犯，他手持作案工具投案自首，这当然值得认可，也理应依法对其从轻处罚。但如果杀人犯选择了将刀子丢入河中，从而造成了证据的灭失，其行为虽有碍侦查，但却不能因此“从重”。让嫌犯自证其罪，很多时候本来就缺少可能性。
另一个断裂发生在对“大义灭亲”的认知上。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前后，有关“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多数意见认为，亲亲可以相隐，而大义灭亲则不宜鼓励。
草案中规定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事实上认可了“亲亲相隐”的内在价值。
但在某基层司法部门近日发布的《致在逃人员家属的规劝信》中，“大义灭亲”仍然得到了官方鼓励。这封饱含感情的“规劝信”写道：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悔过自新、弃暗投明的机会！希望在逃人员的家属能认清形势，权衡利弊，以大义为重，以亲情为念，积极行动起来，规劝其主动投案自首……我们相信，为了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家庭和亲人的幸福，你们能够深明大义，主动配合公安机关，积极动员、规劝你们的家属投案自首，走从宽之路，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其实，犯罪嫌疑人或在逃人员在任何时候都有悔过自新的机会。自首是法定的可以从轻的情节，并不因某个基层司法机关自设期限，就变得有或者无了。如果对不特定的对象附设从宽从严期确有必要，那也应通过立法机关先修改法律。
我们可以奖励自首，却不宜惩罚在逃；我们可以奖励如实供述，却不可惩罚“零口供”；我们不能鼓励大义灭亲，也同样不可惩罚大义灭亲。追逃，还是日常化的好。
（据9月29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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