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据报道为了监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小时外的生活重庆
□阿计
据报道，为了监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8小时外的生活，重庆市酉阳县给239名官员发放了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如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进行处罚。该办法实施一年来，当地共有82名党政官员被通报批评或诫勉谈话。
据称，酉阳县此项措施是为了防止干部涉足赌场、娱乐场所等，降低官员犯错误的几率。这一初衷或许是好的，但高科技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是一种监管手段，也可能成为反监管手段。事实上，酉阳当地持机官员频频发生手机“没电”、“毁坏”的情形，而媒体记者对13位持机官员的抽查也发现竟有8人定位失败，这已证明，试图以技术手段解决官员道德等思想意识问题，其效果十分有限。
更重要的是，运用GPS监管官员，其性质十分类似于窃听、监视等极端手段，因其隐含着侵犯公民隐私权等权利的巨大风险，一般只能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司法机关的特殊需求方能启用，且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批准，符合基本的法治原则和程序正义。
出于公共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需要，官员群体与普通公民相比，确实需要让渡部分个人隐私和权利，但这种让渡应当是有限度的。这不仅因为官员的8小时以外更多地属于个人生活领域，更因为官员从本质而言也是公民群体的一部分，其合法权利和个人空间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应当看到，即便是出于监管官员的良善目的，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干预也是危险的，它既有悖正当的法治原则，也有违合理的人性需求，而且极易制造冤假错案。比如，酉阳的持机官员8小时外与亲朋好友到娱乐场所相聚，是否也会陷入“说不清”的麻烦呢？更应当看到，权力的越界或滥用往往具有某种传递性和示范性，难以想象，隐私权等个人空间受到不当干预的当地官员，能够善待普通百姓的合法权利；同样难以想象，人性需求被压抑的当地官员，能够思虑普罗大众的人性需求。
值得追问的又一个问题是，酉阳县为两百多位官员配备的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每部价值约3000元，加上定额报销的通话费，一年共需县财政支付170万之巨。而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酉阳，也是重庆市贫困程度最深的两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2007年当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573元。换言之，酉阳一个农民的年收入还不够为官员的一部手机买单。这种成本高昂、效果可疑的奢侈型监管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亦难免有借监管为名行“公款手机”之实的嫌疑。
其实，成本低、效果好的监督官员手段并不缺乏，比如动员公民力量通过举报等渠道进行社会监督，并认真对待公众举报，查实一个处理一个。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道群众的眼睛还比不上一个没有生命力的GPS？倘若能真正下决心用好群众监督，对官员的内部监督也能转向更具公正性的外部监督，又何必绕着弯儿去添置那些劳民伤财的GPS手机呢？
（据4月12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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