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徒四壁书
王晓渔，文化学者，现供职于同济大学。著有《文化麦当劳》、《知识分子的“内战”》等，有文章被译成日文、英文。
有位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国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国外常见的轻质纸的口袋书在国内很少见呢？”我告诉他，国内没有这个阅读习惯，你看地铁上有多少人在看书就明白了。说到这里，想起王晓渔在微博上的一个段子：“有次在地铁上看到一美女在读书，觉得她不仅外表美，心灵也很美。仔细一看，读的是一本《故事X》杂志，立即觉得她没了魅力。还有一次在地铁上，邻座在读本雅明，准备搭讪，看看是个男生，作罢。有两次在地铁上看到有人读诗集或哲学书，仔细一看，是熟人。”在一座一两千万人的城市，看到地铁上有人读书，居然是熟人，口袋书没有容身之地，也就见怪不怪了。
王晓渔喜欢“海上书房”里很多“业余人士”的书房，他们对书的爱好，完全是非功利的。至于自己的书房，他倒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在大学教书，读书是分内之事，摆脱不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嫌疑。
作为知名书评人，出版社给王晓渔送书的情况绝对少不了，他的原则是不接受赠书，理由很简单：“这些书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买，连我们这样的读书人都不买书了，那么这本书岂不是更加卖不掉了？”如果推脱不掉，他就尽可能地不评此书。数年前，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曾送他一本觉得不错的新书，他虽然表示感谢，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在媒体上提过此书。
王晓渔在南方一家报纸开设一个阅读专栏，名字叫做“家徒四壁”。我们不太能分清王晓渔的书房在哪里，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每个房间都有书架，书架也几乎都是满的，更主要是因为几乎每个房间都有正式的床或沙发床，这样任何一个房间都可以在书房与卧室之间转换。这当然也与他的作息时间有关，一般情况下，他读书、写作到凌晨4点才睡觉，书房常常顺理成章地成为卧室。
来到上海读书、工作，已经15年，王晓渔多次搬家。购买、分类、上架，过两年再打包运到下一个住处，再分类、上架。疯狂购书带来的烦恼，使他对书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开始不断地扔书，尤其是一些当代中国学者的著作，不断被他扔掉，“不会送给朋友，免得毒害别人”。碰到好书，他会多买几本，放在家中，以便随时送给朋友。
王晓渔认为书价可以承受，“我们有时请朋友吃饭，几百上千，觉得还可以，但是买一套文集，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同样是几百上千，我们却会很犹豫。与其说是书价太贵，不如说我们把文化消费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但是，他也承认购书的成本很高，他曾经饶有兴味地计算过，在上海，每购买一本书的书房成本大概在五十至两百元，远远高于书价。所以，当他购买《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观察》这些民国期刊的影印本的时候，不是为书价发愁，而是担心没有地方放。与很多台港学者把书房设在办公室不同，大陆学者大都没有这种研究条件，只能“自费”购买书房，把书房设在家中。
网络时代的兴起，给了王晓渔摆脱单纯依赖纸质书的机会。就阅读来说，纸质书依然是他的首选。“那些民国期刊，网上都有电子版，但是一页一页翻过去，这种历史感是电子版无法提供的。”不过，需要检核资料时，电子书就非常便利。如今，他的读书笔记都是以微博的形式存在网上，这样既不会丢失，也容易检索。有人说微博很浮躁，他不赞同这种观点，他甚至会偶尔发些外人看来毫无趣味的读书笔记。在他看来，浮躁的是内心，内心安静了，微博和竹简也就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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